5年前,我到过一个叫安潜的地方。是赣江边上的一个小镇子。

  一个叫李锦德的男孩默默地蹲在渡口边上,仿佛是榕树下的一垒石头。他站起来,走过来,然后开始和船老大攀谈。是当地的土话,声调偏高,口音硬朗。

  十分钟后,他转头对我说:“就是你了吧。跟我走吧。”

  整条竹筏上,只有我一个渡江客。那是夏天。赣江下游几乎断流。中午的太阳异常毒辣,我甚至能听到皮肤因为灼痛而发出的吱吱声。

  

  他把我带回家。走进院子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叫我阿德。你住朝南那个房间。”他想了想,又说:“你的名字怎么写?”

  我说:“我叫安起云。安全的安,起床的起,云彩的云。”他哼了一声,说:“你的名字很奇怪。”

  那一年,李锦德18岁,安起云28岁。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独自生活。

  

  我怀念安潜的夜晚。

  暑气在午夜12点消退。从山上吹来的风,带着浓重的翠竹味道。轮廓分明的朗月,让整个天空泛出柔和的荧光蓝。小蛾子轻轻一扇翅膀,平空划出一道粉痕。

  有时候,阿德会陪我在院子里小坐。白色的松垮的背心,蓝色的裤衩,他总是光着脚。他曾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跳到河里去洗澡?河水是活的,月亮照过以后就会变得很凉快。”

  我告诉他,我不会游泳。阿德大大地嘘了一声,然后伸了个懒腰。

  我于是闻到了活水的气息,清冽干净。我问他,那么你教我游泳?阿德懒洋洋地站起来,晃着脑袋说:“李春明没说过让我教你游泳。”

  我对他说:“在上海,没有李春明,只有李翰伦。”

  这个18岁的男孩,沉默了一下,说:“奇怪的名字,比你的更奇怪。”

  

  

  二

  

  还是会做噩梦。梦的内容日渐空洞,主色调却永远是红的。

  血淋淋的背景里,一个白色的婴孩痴呆地坐着,站着,趴着,躺着,或者,猛扑过来。然后,轰然裂开。

  

  18岁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叫李翰伦的男人。那一年,他32岁。

  他们公司的酒会,需要一些女孩子为宾客们演奏乐曲。那是我第一次穿着黑色的长裙,站在和平饭店顶层。外滩上的车流,幻化成飞速的光线,一箭箭扎进了我的眼睛。

  那是另一个世界。我不停地拉错音阶。

  酒会散场的时候,李翰伦拉住我。问我是否愿意陪他逛逛夜上海。

  年少的时候,常常会对生活产生错觉。经常来不及思考就一头扎进去。扎进去了,就以为生活本来就是如此怪诞。

  我跟了李翰伦10年。没有婚姻。

  

  李翰伦能说一口很地道的上海话。如果不说上海话,那他只说英语。我的上海话就是他教的,但他始终认为我没有改掉硬邦邦的绍兴腔。

  我们在上海没什么亲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没什么亲人。所以,“过去”这个词语,是游离在我们生活之外的。

  我大学毕业后,投靠在一家演出公司下。生活没有太大变化,无非是有场子就过去,空闲的时候,练练琴晒晒太阳,偶尔收拾收拾屋子。从我18岁开始,我便与李翰伦同居了。仿佛两株缠绕在一起的藤蔓,会厌恶,但没想过分开。

  我曾经在储藏室里翻出一只小铁盒。我捣鼓了一下,锁就开了。

  里面有几张照片。黑白的。照片里的男人,国字脸,剑眉,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他叫李翰伦。照片里的女人,下巴尖尖的,神情紧张羞涩,抿着嘴,两汪浓浓的酒窝。照片底下印着:1987年4月15日,摄于江西安潜 。

  我看完,把锁锁上。我想,这就是他的从前吧。

  

  三

  

  有一天,我惊醒。阿德坐在床边,很好奇地注视着我。他说:“你在做噩梦。”

  阿德的手,宽大骨感,十指修长。按在我脑门上,将一切惶恐都平息了。我坐起来,发现自己浑身都湿透了。我说:“出去走走。”

  是上弦月,能看到满天星光。投射在河中,波光粼粼的。偶尔有鱼拱身一跃。哗啦一声,搅得人莫名一惊。

  阿德扯去背心,然后伸出手:“来吧,趟到河里去。”

  我们站在水中,鱼儿滑腻腻地游过,轻轻地啃噬脚趾。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上海。为什么不去找李春明。”

  阿德说:“李春明人不坏,但我跟他,一年见一次就够了。”

  我说:“他是你父亲。”阿德摇摇头:“我只有母亲。”

  风吹过。水花扑腾上来,攀上小腿。李锦德转过身,背对着我,长长地吁了口气。他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块石头。掉进水里就沉到水底,落在地上就会生根。不会飞,也用不着想太多事情。”

  他的背脊,黝黑而挺拔,有清晰的肌肉轮廓。腰际线条是一道紧致的弧度,能看出内心的刚毅。他说:“我知道你在看我。”

  我说:“是的。我18岁那年,就和你父亲在一起。我从来不知道18岁的男孩子该是什么模样的。”

  10年的光阴流逝得太快。我却两手空空。

  

  四

  

  我在安潜待了一个月。直到李翰伦忽然出现。是雷雨过后的傍晚,空中有彩虹。

  我从河边打水回来,他坐在院子里。穿着白色的松垮的背心,黑色的大裤衩,光着脚,扇着蒲扇。他躺在破旧的藤椅上,仰头看天。他从来没有那么邋遢过。仿佛,一个一事无成的中年男子。

  沉默。一只蚊子叮上他的胳膊,他狠狠地拍下一掌。“好大一只。”他转头冲我笑。他不再说上海话,当然,也不是英语。

  接着阿德回来了。他提了两瓶米酒,三块腊肉。他斜眼瞥了我一下,说:“酸豆角够吃吗?”李翰伦站起来,开始对着阿德讲话。是安潜的方言。

  我做好饭。他俩在院子里搭好了桌子。三个人,默默地吃了会。阿德忽然用普通话问:“我一直不知道你在上海叫李翰伦,其实李春明这个名字更好。”

  翰伦说:“随便叫叫的。”于是,两个人相视而笑。

  这天晚上,我没有做噩梦。他们父子俩,在隔壁睡得很沉。满屋子都是他们的呼噜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翰伦打呼。

  

  翰伦问我,是否可以回上海去。他说:“他们结婚吧。”

  我说:“我想待在安潜。我觉得这里很踏实。”

  李翰伦扳住我的肩膀,细细地看了我很久。然后笑了:“阿德5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和我说的。他说,要回安潜做一块石头。”

  我问:“那么,阿德的妈妈呢?是不是过世很早。其实,我有见过她的照片,在那个铁盒子里。”

  翰伦摇摇头。他说:“我不知道。”

  我对他说,希望能和阿德一起去上海。“有时候,我觉得和他很亲,虽然话并不多,”我说,“就那么坐着,我会觉得很安全,仿佛有了个伴。”

  翰伦说:“你现在停药了吗?”我点点头。他笑了:“你俩很像。离开我,病就好了。”

  阿德4岁的时候,随他父亲到了上海,但一直不能适应。医生诊断为抑郁症。送回安潜后,抑郁症自行康复。从此,翰伦打消了带阿德出去的念头。

  李翰伦每年过年的时候回一趟安潜。从我18岁那年开始,我就知道他还有个儿子。仅此而已。

  

  我对阿德说:“你父亲想和我结婚。”他说:“哦。”

  我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你父亲一直放不下你母亲。”

  阿德一声不吭地站起来,倒了杯水。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他。我说:“阿德,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安潜吗?”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这个姿势,彼此保持了很久。他说:“你想喝水吗?”

  我说:“我常常不知道你父亲在想什么。有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沙发的角落里,很冷漠地盯着你看。有时候,你知道吗,做爱的时候,他会忽然停下来,然后狠狠地拉住我的头发。有时候,我真的很害怕。”

  阿德说得对,李翰伦人不坏。这么多年来,他把我照顾得很好。至少,在物质上努力地满足我。他曾说过:“我并不想一直这样拖住你的。”

  我不知道他的心里装着什么样黑暗的东西。我想,人世间最可怖的,莫过于至亲之人的死亡了吧。

  阿德说:“你来安潜,是因为害怕我父亲,以及妒嫉我母亲?”

  不是的。是因为有一天,我发现我怀孕了。

  孩子的父亲是乐队里的提琴手。一个与我同年的男子。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为恐惧与不安找一个宣泄的渠道。有的人会酗酒,有的人爱上毒品,而我,只是希望找一个在做爱的时候不会忽然停下来的人。

  我选择流产。却出了事故。结局是很决绝的。我从此不能生育。

  阿德说:“你讲完了吗?”

  他转过来,伸出食指,轻轻地点了一下我的眼泪。然后说:“李翰伦会对你好的,他是这样和我说的。”

  

  五

  

  回到上海,我拒绝婚姻。翰伦说:“我会守护你,但你随时可以选择离开。”

  阿德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就像在说别家的闲事那样,口气非常平和。他说:“其实,我母亲生下我以后,就跟别人跑了。还有,我和李春明没什么血缘关系。但他一直待我很好。”

  

  六

  

  我与翰伦同居15年了。我33岁,他47岁。我们住在上海的西郊花园,除了工作平常很少外出。

  翰伦开始出现白发。他仍旧会阴郁地坐在沙发上,或者独自在院子里溜达。有一天,他忽然蹲下去,抬头看天。仿佛赣江边上的一垒石头。

  每个人,都有想忘却的过去,但因为背负太多,反而越感罪孽沉重。

  夏天的时候,我会想起那个站立在河水中的英俊少年。他拒绝上海,正如他拒绝承认一段名义上的亲情,他愿意为母亲赎罪。

  我没有抹平李翰伦的过往,却又重演了一场叛逃。我是否该庆幸,没有出现第二个阿德。或者,我其实是应该生下来的。然而,没有机会了。

  翰伦一直在忘却。我知道。他一直在努力地忘却。我与阿德能给他的,只有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