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猜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作家、阿根廷国家图书馆前馆长博尔赫斯
　　　　
　　公共图书馆是地方的信息中心，备有各种知识及信息供读者取用。
　　　　公共图书馆提供无私的服务，不因年龄、种族、性别、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而有差异。少数民族、身心障碍人士、住院病患、在监人士等，有事实上的困难，无法利用常态性的服务及数据时，公共图书馆应针对他们的需求，提供特别服务。
　　　　馆藏及服务不应屈从任何意识形态、政治或宗教的审查，也要抗拒商业行为的压力。
　　　　———摘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1994年版)
　　四、五年前有一部根据十九世纪英国科幻小说家韦尔斯（H. G. Wells）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时光机器》（The Time Machine），里面有一段情节说到男主角亚历山大‧哈迪根博士借着他发明的时光机器飞越时空，来到未来二○○五年的纽约，发现那时的公共图书馆已变成虚拟馆藏以及虚拟图书馆员与读者互动的不可思议的时代了。片尾，地球遭到严重毁坏，但电影提示只要书和图书馆仍存在，人类的知识就可传递下去，而文明亦可复苏……。书和图书馆虽然不是电影中的主要叙述标的，却隐然呈现了它们的重要性。在历史的洪流中，似乎都不是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却都是世界各国、各朝代传递知识和文明的最重要媒介。
　　一、图书馆：不平静的历史
　　1．古代图书馆的起源
　　文字的产生和文献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当人类意识到需要将经验和知识用文字记录下来以供利用时，最古老的文献便产生了。当人们认识到需要对已产生的文献进行连续不断的收集，并将收集到的、有一定数量的文献有序地存放在一起以便长久保存和利用时，最早的图书馆便诞生了。
　　图书馆始于何时，无法确知。粗略言之，大概人类有保存纪录的必要时，就有了图书馆。人类有了纪录，就是信史的开始，所以图书馆是与人类信史俱来。图书馆最原始的功能，乃是保存人类的纪录与文化，所以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是早期图书馆的重要发祥地。泥板文献出土现场考古发现，在约公元前3000年的古巴比伦王朝的一座寺庙废墟附近，有大批泥板文献被集中在一起，这是已知最早的图书馆。公元前七世纪，亚述巴尼拔国王在尼尼微建立了藏有大约2.5万块泥板文献的皇宫图书馆。古埃及最迟在约公元前23世纪前的古王国时期，就有了王室图书馆和寺院图书馆。
　　古希腊在柏拉图时代，就已有了颇具规模的图书馆。柏拉图是希腊的大哲学家，他治学有个基本理念，认为一个人要在学问上思想透彻，必须掌握人类的所有知识。他的学生亚理斯多德受到这种启示，乃把当时的各种学术资料搜集起来，保存在他讲学的地方赖修慕(Lyceum)，成为古代希腊著名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西岸所设置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就是仿照亚里斯多德的图书馆而建立。此一图书馆收藏的数据，达70万卷，号称拥有世人所知的全部图籍，乃当时西方世界最大的图书馆。
　　古代罗马，受到埃及与希腊的影响，更为重视图书馆。伟大演说家西塞罗就有一个著名的私人图书馆。古罗马大将与政治家西泽统治罗马时，曾请当时著名学者瓦诺在罗马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公共图书馆。西泽虽未及亲身见到这座图书馆，但该馆终于在五年以内完成。浦利尼在其所著「自然史」一书中，对该馆赞扬备致，誉为「他使人类才艺为公众所有」，可见其对人类贡献之巨。
　　我国远在夏代(约值前期的巴比伦时代)，据说就有图书馆，但目前缺乏证据。安阳殷墟出土，证明殷商确已有了图书馆。及至周朝，图书馆已甚普遍，不但名目增多，而且立官分守。依周礼，天子之史有五：「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六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办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式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虽然五史各有所司，但皆与图籍资料与典章之文物有关，则显而易见。另外还有专门管理图书之官，据史记所载，老子曾为周藏室史。所谓藏室史，就是藏书之史，或称柱下史。故李耳可算是我国信史上最早的中央图书馆馆长。
　　秦亡汉兴，高祖入关后，萧何尽收秦之图籍，并建石渠、天禄二阁以藏之，从此我国更有了专用之国家图书馆。西汉以降，历代藏书之所，名称不一，如东汉之东观与兰台，唐之集贤院，宋之崇文院，元之秘书监，及明、清两代之文渊阁。
　　2．图书馆名词的来源
　　「图书馆」名词的起源
　　图书二字的起源：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图书二字是源自我国古代的河洛图书。图是绘图，书是文字的纪录，图书就是古今图藉的总称。所以，搜藏和利用图书数据的地方称图书馆。
　　我国的图书馆历史悠久。只是起初并不称做“图书馆”，而是称为“府”、“阁”、“观”、“台”、“殿”、“院”、“堂”、“斋”、“楼”罢了。如西周的盟府、两汉的石渠阁、东观和兰台、隋朝的观文殿、宋朝的崇文院、明代的澹生堂、清朝的四库全书七阁等等。“图书馆”是一个外来语，于１９世纪末从日本传到我国。“图书馆”名词的起源：“图书馆”这个名词从日本而来。据《在辞典中出现的“图书馆”》说，“图书馆”一词最初在日本的文献中出现是１８７７年的事；而最早在我国文献中出现，当推《教育世界》第６２期中所刊出的一篇《拟设简便图书馆说》，时为１８９４年；在光绪22年(公元1896年) 8月21日刊登在时务报第16期的一篇名为《古巴岛述略》的译文里，就有“图书馆”这个名词。我国正式出现“图书馆”这个名词是在湖南巡抚庞鸿书的奏章中。光绪32年(公元1906年) 11月1日上书清廷，奏请设立“图书馆”在湖南省会长沙。奏文内容有言：……查东西各国都会，莫不设有图书馆，所以庋藏群藉，输进文明，于劝学育才，有大裨益。
　　西文中的『图书馆』：
　　Librarium，拉丁文的“放书之处”，英文的Library就是据此演变而成。
　　Bibliotheca，是一个拉丁化的希腊字前半部”Biblio”是希腊文的”书”字，后半部“theca”是装东西的容器，合译为放书之处，也就是图书馆的意思。如：德文的图书馆(Bibliothek)，法文的Bibliotheque俄文的Biblioteka、意大利文及西班牙的Biblioteca皆由此字Bibliotheca演变而来。
　　二、灿烂的中国图书馆文化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勇于探索的聪明才智，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文明。
　　中国文化在数千年中，巍然独立，存在于世界东方。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虽经常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对于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的图书馆传统悠久，生生不息。从殷商时代的藏甲骨的“龟室”算起，迄今已有三千四百余年历史。在古代中国，承担图书收藏、管理、研究、校勘、刊行事业的机构被称为藏书楼。藏书楼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主体。中国的藏书楼收藏、保存、传播了丰富的文化典籍，继承、散布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没有藏书文化，便没有中国的历史文化。同样，没有藏书楼，便没有中国的图书馆事业。近代图书馆是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图书馆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图书馆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研究古代藏书楼和现代图书馆的历史，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国和人类文明，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1．辉煌的藏书楼文化
　　中国文字起源很早。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是具有严密文字规律的古代文字。公元前11～前 8世纪，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商、周王朝，已有担任文化事务的史官和宗教事务的贞人。他们把占卜时间、占卜者姓名、占卜的结果等卜辞刻于甲骨上，形成早期的文献。
　　从殷代起就有关于图书馆活动的简单记载。《尚书》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都说明商代已有记录史事的典、册。这些文献由专门的史官管理。史官就是早期的文献管理者。他们对这些文献进行有目的的收集、积累、整理和储藏。西周至春秋时期，史官增多。史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各诸侯国亦有史官专门记言记事。当时已流行以竹木和缣帛为载体的文献，因此记录文字较以前便利得多。
　　秦末焚书，先秦图书遭受损失。汉初，宫廷中建造专门楼阁贮藏图籍，如天禄阁、麒麟阁、石渠阁。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广开献书之路，求遗书于天下。宫廷藏书初具规模。从此以后，历代的封建王朝都仿照汉代，宫廷藏书便逐渐发达起来。
　　私家藏书在战国时出现，但当时藏书家不多，藏书数量不大。两汉时期私人得书较易，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又需要自备藏书，私家藏书便逐步增多。可以说，我国的私家藏书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是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藏书类型。著名藏书家韦力认为，私家藏书是中国古典藏书的真正代表。
　　汉代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为纸质文献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图书以纸写本为主，书用纸卷写作，制作方法简便，利于流传，图书数量激增，从而全面促进各种藏书楼的建立。三国两晋间，于秘书省下设秘书监，主管艺文图籍和著述、编纂，官府藏书迅速发展。官府藏书成为历代朝廷重要的文化学术机构。
　　六朝至隋唐时期，佛道两教发展很快，其典籍也越来越丰富，并逐渐形成了“大藏经”和“道藏经”两大典籍体系。古代寺观藏书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隋唐写本书盛行，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隋唐图书编纂与著述的兴盛，文化学术的繁荣，促使公私藏书空前兴盛。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术至宋代得到普遍发展，并逐步推广于民间。从宋代至清末，出现各种印刷方法，图书生产和流通趋向专业化,官刻、私刻、坊刻系统形成,是中国古代藏书体系走向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
　　和官府、私家藏书、寺观藏书相互辉映的还有书院藏书。书院是宋元时兼有讲学、研究、进修诸种职能的文化教育机构。从宋朝开始书院藏书逐渐形成，当时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都有大量藏书，在书院教学、著述和研究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辅助作用。明代以后,各地书院继续发展，至清代书院更为发达，成为讲学、研究、著述兼备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文化机构。
　　明清两代是古代藏书事业最为繁荣的时期。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收集元朝遗留图书，置于文渊阁。明成祖朱棣编纂《永乐大典》时，广泛利用文渊阁藏书。清乾隆帝弘历在编成《四库全书》后，分别抄写 7部，并建立文渊、文源、文溯、文津、文宗、文汇、文澜七大藏书阁。在频繁的战乱中，清代各处官府藏书楼，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明清时期，私家藏书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巨大影响。学术研究的繁荣，促使私家藏书楼遍及各地。如明代的嘉兴项元汴天籁阁、鄞县范钦天一阁以及清代的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等。
　　2．近代图书馆的崛起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封建藏书楼开始分化，走向解体。近代图书馆兴起于19世纪末叶，改良维新派人士首先倡导公共藏书楼的开设。1896年李端棻上书，请求于京师及十八省会设立大书楼(图书馆)。1898年维新派梁启超等创设学会藏书楼，作为学会活动和会员研习西方政治学说的场所。1904年，湖南、湖北开始出现正式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大部分行省均先后倡设省级公共图书馆。1908年，清廷学部筹办京师图书馆。1910年清廷颁布《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明确规定,“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子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
　　近代大学图书馆的产生，在时间上要早于近代公共图书馆。由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图书馆，以1894年成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为最早。在此期间，其他各种类型的图书馆纷纷出现，包括私人图书馆，如1902年开办的绍兴古越藏书楼；机关附设图书馆，如1906年建立的邮传部图书馆等。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的图书馆已基本完成由封建藏书楼向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过渡。
　　辛亥革命以后，近代图书馆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12年，京师图书馆正式开馆。1928年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图书馆规程》、《通俗图书馆规程》，促进了各省市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的建设。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要以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这一段最为兴盛。据1936年的调查统计，全国已有图书馆、民众教育馆2520所，其中公立图书馆为2005所，私立图书馆为515所，与1916年统计的293所相比，增加7倍以上。 [iii] 私立的知名图书馆中，有商务印书馆附属的东方图书馆、蚂蚁图书馆、申报流通图书馆，特别是东方图书馆，1931年藏书量达50万册。1925年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在30年代曾举办了三次年会，对当时图书馆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37年，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中国沿海和内地大城市的各类图书馆遭受重大损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转运至内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由于实行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政策，开展广泛的文化教育活动，图书馆事业相应得到迅速发展。1937年5月,延安中山图书馆成立，此外还有鲁迅图书馆、绥德子洲图书馆，并成立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机关院校图书馆。
　　1937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图书馆事业处于衰落时期。图书馆普遍存在藏书少、馆舍简陋、经费紧缺等问题。到1949年10月，全国各类型图书馆只有392所，其中公共图书馆55所，高等学校图书馆132所，科研系统图书馆17所，工会图书馆44所，私立图书馆44所。
　　3．我国现代图书馆发展的历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过一些曲折，但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特别是最近的20多年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一批省市级图书馆新馆的相继开放，对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
　　1956年1月，中央政府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同年7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图书馆的方针任务是为科学研究服务和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1957年9月，国务院第57次扩大会议通过批准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图书小组。同时，还在北京、上海建立了全国性的中心图书馆以及武汉、南京、广州、沈阳、西安、兰州、天津、哈尔滨、成都九个地区性的图书馆协调网，贯彻执行《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的实施。从此，全国各系统的图书馆开始走上了由国家统一规划和管理的轨道。
　　1966年至1976年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而且图书馆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全国县以上的公共图书馆从1965年的573所减少到1971年的323所。1966年至1971年，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停止招生达6年之久。
　　1980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是一个总结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的历史性文献。从此，中国图书馆事业开始跨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1982年12月，文化部颁布了《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1981年10月，教育部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197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些条例对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以及研究图书馆三大主要系统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
　　到1980年，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达到1732所，1989年达到2512所。进入90年代以来，全国公共图书馆持续发展，截至2000年底,有县以上公共图书馆2677所。从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开始建设以来，大学图书馆系统在网络建设和资源共享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至2004年，参加CALIS项目建设和获取CALIS服务的成员馆已超过500家。在这一时期，科研机构、企业、中小学等图书馆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服务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以外，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1%。根据2000年的统计，全国有596个民族图书馆。在全国2677个县以上公共图书馆中占26%。中国的五个自治区（西藏、宁夏、新疆、内蒙古和广西壮族）经过改建和新建，形成了地区文献、情报和交流中心，为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从1962年3月，香港大会堂图书馆向读者提供服务。2001年5月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正式开放标志着香港地区图书馆事业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从1967年起建立的由香港大学等8家大学图书馆组成的香港大学图书馆联合会(JULAC)，始终走在世界图书馆现代化发展的前沿；澳门现有图书馆约200所，每平方公里有8.69所图书馆。但在馆舍规模、服务水平、现代化程度以及人员素质方面参差不齐；根据1990年代中期统计，台湾地区共有439所公共图书馆， 60所大学及独立学院图书馆。近年来，随着台湾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图书馆现代化建设势头高涨。特别是2000年4月台湾地区第一份《图书馆事业发展白皮书》公布以后，引起社会各界对图书馆的重视，间接地促进了2000年底《图书馆法》的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