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行

东游纪程

回到上海已经是八号凌晨。从细雨朦胧，一路喧嚣的东京回到灯火阑珊，似懂非懂的这座城市，异常疲惫的我来不及多想就草草将行囊丢在一旁，怅然若失。打开床边昏黄的台灯，翻看友人赠送的合影，脑袋空空便栽倒在床上昏昏睡去。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上海湿冷的空气渗入肌肤难以适应，裹在毛毯中的我打开相机，翻看这十日的光景，那天机场在山本阿姨送别那幕泪光闪闪历历在目——我果然还是无法忘记。

初六那天，终于搭上学校的“顺风车”来到霓虹参加教育访问。本来的动机很不单纯，就是想实现心中一个愿望，来日本走走看看。几天的功夫，参观了他们的小学校，和高中生小盆友坐下来一起上英语课，与大学生交流和接触不免也把态度端正起来，果然是不同于一般观光访问的。

1、川根小学的见学

山谷之中云烟雾霭，大井川平静而和蔼地滋润着这片土地，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尽头是一片低矮破旧的校舍和鸟木环绕的校园，三号那天这所 “田舎”（日语乡下）学校的参访在十天的行程中显得如此一般而又与众不同。

不同于前几天参访的静冈县立学校，川根的小学校没有那么大的排场，校舍也很简简单单，就连正式的问候也十分寒酸，十四个人就像是一筐橘子挤在一间普普通通不足二十平方米的会客室。为何他会让我如此快乐？也许一来是因为庙小，所以对“香客”也没设置那么多条条框框的束缚，（相比静冈小学要求我们戴口罩防流感，不允许写真保护幼儿隐私）

其次也许是和我亲身参与其中有关系吧。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的参访就是走个过场而已，静冈县立学校的访问都是走马观花匆匆走过他们的教室，与那里的师生也没什么交流，听得最多的每个校长标榜学校的教育水准和宏达规划，甚是无聊。而那天的参访，校长和教头安排每个访客去一个年级或者说班级见学。我和另一个朋友被带到六年生的班级见习一堂英语课。不客气地说，这群六年生的英语水平还不及中国孩童的入门级别，发音乃至表达都是勉勉强强差强人意，就连他们的担当先生看到远道而来的中国访客都压抑不住自己的兴奋，用英语和我说他现在每个星期都在练习英语，这次终于能有机会表现一番。虽然他的英语水准就跟我们的初中生差不多。

见学的形式是小学生被安排用英语表达自己的兴趣爱好。语法就是最简单的“I like….”这种中国学生看来幼儿园阶段的水准对于日本小盆友来讲简直就是折磨，然而真的听他们用疙瘩的鹰纹讲自己的兴趣爱好的时候，你更多地也可能就不在乎这种东西了。

众所周知，日本人的英语是普遍性得令人发指，一个小朋友用英语说他喜欢音乐，我愣是听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最后忍不住用日语问他“音楽が好き？”小孩儿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回答。可这么一问一答气氛还是挺僵硬的，主客之间立场分明。后来轮到小盆油自由问答，他们就活跃得多，有个小男孩儿问我喜欢吃什么蔬菜，“野菜，嫌い”这么一说，小盆友都挺开心的，看来他们也一样不喜欢吃蔬菜。就这么一问一答，偶尔互相难以表达的时候辅助一些汉字，总算做到了鸡同鸭讲，应该还算是一次很有趣的中日交流吧。

后来我们就被带到体育场参加他们的一个游戏，游戏中的小孩子，活泼的天性展露无遗，不知怎么我们也就和他们玩在了一起。当我们临别之时，教头急急忙忙送来了他们刚刚冲印出的合影，当作临别赠礼。这份体贴，真是温暖到了每个人。

2、与静冈大学教育学部的恳谈

如果说和小学生高中生交流属于指导式见学，那么和他们的大学生交流就是各种八卦，八卦各自国家的衣食住行，八卦各自国家乱七八糟的文化等等。由于我的日语需要配合英语和汉字辅助，所以互相交流就成了一场手忙脚乱的猜谜游戏。值得一说的就是日本大学生和中国大学生没什么差别，我们高考难过他们更难，他们考上大学就是玩我们也一样。

顺便一提，当日本学生问我上海吃饭大学水准如何的时候，偶很无耻得说是“中国にちりゅう”（二流），想不到日本学生竟然比我要实心眼，捂着嘴笑着说自己学校是日本四流，这算是跟我客气还是不跟我客气呢？

 

3、大道不行 各尽本分

十天的见学参访除去走马观光行程外，其间多有师生座谈论道、与日本学生交流餐叙、学习日本职场礼仪的课程，凡一路行行止止，见见闻闻，此乃余平生之所未有，不独生平一良好回忆。

十天的访问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要仅仅从十天的见闻中汲取一些能够有兹于中国教育发展的东西，简直就是对十几年来教育工作者的羞辱以及流于口号的空谈。更何况这十天能不能代表整个日本基础教育都很难说。所以倘若信口开河、“站在较高理论层次”的角度指点江山的话，我认为中日之间的教育差距很多方面是不能放在一个标准当量做比较的，因为各自的话语解释不尽统一，越比较就越是离预设立场靠近。什么都是教育？什么是人才？什么又是成功？中国培养的是什么人？日本培养的又是什么人？这里面都牵涉林林总总纠葛。更不谈教育背后寓意的中日两国语境和国情，三十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实力，教师培养和学生素质的巨大背离。何况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城乡之间剪刀差的巨大差距和薄弱的教育投资都束缚了教育从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到具有独立思考的公民的转变。这种糟糕的底子，尤其是五十年代以来大陆为了追求赶英超美，打破清末以来积累的教育体制采用苏式激进的速成教育体制积累的恶果始终挥之不去。旧瓶子不从根本上丢弃，就装不了西洋的新酒。

因此，归根到底，大陆的教育虽然礼崩乐坏，内外环境更是冰炭炎凉，然而决定一个国家公民养成的还是要寄希望与每一个崭新的、独立的、富有自我认知的、有理想追求的教师个人，因此我只能说从日本归来更进一步坚定了我独善其身的意愿，要做到“大道不行，各尽本分”本已非常苛刻，更何况未来经年累月，翻云覆雨，历经岁月涤荡呢？

缕指十日，吾未尝不叹息日本之精妙绝伦之处，然而亦未可以之为是，我愿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教育是有未来的。所以此间一路，群贤毕集，云会风从，互相臭味相投，一见莫逆恍若平生故旧，所言所歌，西窗听雨，重话巴山，岂非人生难得之快事耶！

 

  “京控”的主体究竟是谁？是承办官员？原告？讼师？还是这个“叠床架屋”的体制设计？ 
  清政府以“不变”应“万变”，化“无为”为“有为”，将反体制的力量体制化的尝试从一开始就面临来自体制内部顽强的抵抗和外部不断恶化的京控环境，这种尝试最终蜕化成体制的一环而不可剥离。很大程度上，专制王朝自身难以厘清的司法行政设计决定了不可能以“无讼息讼”的态度解决“愈控愈勇”的麻烦。既如此，无怪乎各种光怪陆离乱象丛生了。
  最终，这个困惑豁然开朗，“表面上，清朝中央建立的京控制度保护的是允许百姓上控的传统，在地方的实际操作里，主要保护的却是官僚的乌纱帽。”
　　

   逊位之先，项城授内阁总理大臣，杨杏城侍郎授邮传部大臣。侍郎从唐少川尚书南下，与国民党议和，梁燕孙京卿派署邮传部大臣。署中相见，谈及铁路交通之便，京卿问侍郎曰：“子知铁路兼水陆交通之利乎？”曰：“未也。”京卿曰：“项城斥逐，彰德安置，欲往则畏有后祸，欲不往而不能，两难之际。余时为铁路局长，献计曰：【为公备机车、坐车、行李车各一辆，置于公寓处相近，日夜勿使断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于公，则立以告。是随往，而缓急可恃以出走，至任何海口而止，犹之未往也。至公之属下，自幕府以至驱从，皆取给于各路，朝夕相从，则在野与在朝何异焉？】”项城于侍郎为旧交，其于京卿之新交，则甫见于此。

辛卯年夏，余从友人西窜沙洲。月杪，自敦煌车还，友与同车在渝父老谈心，闻渝督掌故一二，仅记以备。一说渝有郎中一，以渝督“御医”自矜，于网路散布渝督近况，按“东厂”觅捕，入狱十五日；一说渝督欲媚上以拱位，遂重修驰道，以彰诚意，迎太子莅渝，匠户本其意，适值异变，太子未赴，渝督大怒，按“东厂”觅捕匠户，十五日；又一说，渝督死党，前清泥浦按察副使，随渝督右迁，自任以来，循渝督打黑，大屠渝中按察计千人，暗潜其党，行前明东厂故事，觅捕风闻言事屁民一二，厉威风以肃民风，以正党风，以养文风。渝中父老言至此，赞述渝督死党死敌，朝野散布。按此言，若非前两江总督皆死敌乎？吾既频闻此类风闻，内亦心有戚戚。沪上常言素鸡，身居显要，戆卵，拎覅清，嚓懒恶，外无良宇揽名分之才，内无尽心匡扶民生之德，实乃过矣，俞督实乃大智慧也，在此不言。此行此语，不论是非，非偶然也，是时众星拱月，万川集海，忠效朝廷之际，托公名，争权利，庶几愈演愈烈，民治曙光，何时可现？

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一】，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
【一】集解 贾逵曰：“荡，摇也。”

——《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

 

 

【在燕京这四年，我曾经认为是走着一条自由之路，就如中学时唱的那首歌
    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忽然狂涛激浪，把前面的路淹没了。该往哪里走？我感到迷惘。以后很多年，我仍然不能摆脱一个疑惑：从《别了，司徒雷登》、韩战，到燕京之死，似乎是一连串连锁效应，“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之路中断了。接着，是反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走上了另一条路。】阮铭著《寻找自由（上）》，玉山社，2010年12月。
   按【阮铭】，系原胡耀邦智囊团成员。1931年生于上海，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对于校训【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相当倾心，沉浸在燕京大学的自由学风之中。1952年，因燕京大学在反美浪潮中遭撤销，随着就读的工科被并入清华大学，初识胡耀邦。1977年，应胡耀邦之邀，至中央党校为《理论动态》杂志效力；......某大学，自诩举国英才荟萃之地，号称继承燕京精神，乃燕京传人。倘若如此，缘何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孔飞力在他的《叫魂》一书中描绘了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当18世纪的中国在走向大清帝国巅峰的时刻，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天错地暗。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而使我们恐惧的不是名为“叫魂”的妖术，而是这个妖术蕴涵的对当下——“盛世”之恐惧。 
    孔飞力认为“当中国进入近代的时候，社会拥挤，贫困，人们对于正在侵蚀着普通大众生存机会的种种实际力量几乎完全没有了解”（P302）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受困扰社会”。在这种体制下讨生活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极端压抑，他们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贫穷在农村意味着更残酷的贫穷，在巨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对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整个社会被巨大的人口压力，人均资源配比失调所绑架，社会道德滑坡，腐败滋生，司法不公，“没有一个平民百姓指望可以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P300）。而当慢性的社会危机对大众造成的精神低气压超越其承载极限的时刻，压抑的人们总能寻找到一个突破口去控诉和发泄他们的焦虑不满，“叫魂事件”契合了心理和现实的低落，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除妖。 
    孔飞力藉由“叫魂”案件，深入剖析“叫魂”宽阔的社会背景，结合对官僚制度，群体心理的分析，刻画了笼罩在众人心理上的巨大阴霾。而这个故事到底在今天有什么意义，是反讽抑或隐喻？读者自有评断。

野史稗言，当世著作颇多，或事迹未尽，或记述不详，有一师尊尝读书至深夜，日久积存，则难掩得意之情，故每每语与余等。昨日，闻其谈太祖轶事一则，谓：“太祖者，帝王也，素有阔绰豪奢名，喜西馆，爱豪楼。人以其为师尊，多将顺其意，各省督抚皆私筑行宫以媚上，举国若有卌处。有论者谓太祖喜开阔通透之居，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举国皆大兴西洋馆，以层高崇者拔。某省一行宫，上下之间高四丈许，乃投其所好也。”若当真如此师尊所言，则本朝太祖真乃“工人先锋队”也，何出所言？高四丈之豪楼，非行宫也，乃厂房也，太祖以阴制诸督抚，课其保“先锋”之本性，此虽小节，实则受欺也。

    三月一日，天色阴晦，气象惨淡。及将至学堂，念腹中空空，晓出家门，既冷且饿。视途中有食堂一，吾辈戏谑其为“开封菜”，晓间寒气凌冽，森森入毛发。今日至此，正欲估得咖啡一壶，洋食一份，即以果腹。我不料，一大汉立于门前，左执浆汁一，右持空杯一。不数秒，神态似觉稍闲整，乃持浆汁入右杯，如做拉茶状，如此往复，阖门前庭，交通往来之地，堂皇招摇自行其事，间或吹气以走浆汁之烫口。继而啜饮，稍整仪态，略感寒冷，收束衣服，直至往来人群之中。吾止而良久，觉此象实为今日冷锋一温润之事，仅记一笔，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