蟾宫折桂、金榜题名一直是封建社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而状元则是历代读书人希望实现的最高境界。 +]

        “状元”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当时实行察举征辟制，由三公等国家重臣推荐人才，经过考核，任以官职。征辟时需要举状，开列名单、事迹，但不排列名次，状中有名的都称为状元。唐代至元代，状元渐渐被民间用做科举取士中成绩骄人的进士的称谓。直到明代初年，才由朝廷明文规定，殿试一甲第一名称为状元。中国唐宋以后一些话本、小说、戏曲的作者都以状元为重要题材，演绎了许多家喻户晓、感人至深的故事，并在故事里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清代女作家邱心如写的《笔生花》，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美貌聪慧的官宦之女姜德华为逃避应选秀女人宫的命运投水，被人救起后，女扮男装来至京师，适逢大比，考中状元，官至宰相，最后与未婚夫文少霞团聚。故事在皆大欢喜中结束。然而，历史上中状元是否真的如此简单呢?

         众所周知，隋唐以至清末，科举制度成为众多士子进身的重要途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人才制度的重大改革。在汉代察举征辟制下，长官意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人才不能施展抱负；而魏晋“九品中正制”下，只有门第高贵的人才能出人头地。科举制的实施，使身家清白的读书人可以通过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方式跻身官场。此间，文章才艺固然是博取功名的必要条件，但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还必须经过重重筛选，最后才能获得京师会试、殿试的资格。前面讲到的“大比”，原是周代考查人口、官吏政绩的制度。据《周礼》记载：“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隋唐至清末，人们以“大比”一词泛指科举。到了明清两代，每三年进行一次乡试，于子、卯、午、酉年举行，称为正科。举行乡试之年，就称大比之期。

参加乡试，也是很麻烦的。首先要完成由童生到生员（即人们常说的“秀才”）的转变。清代要达到这个目的，要通过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的考试。
      第一阶段为县试，是由各县县令主持的科举考试，多在二月举行。考前一个月，知县宣布考试日期，参试童生向本县礼房报名，填写姓名、籍贯、年龄、三代履历，与共同赴考的五人相互签立甘结，由本县一名禀生作保，证明考生确为本县籍贯，身家清白，不是娼妓、戏子、差役、奴仆的子孙，未居父母之丧，才可以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为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等。经过四、五场考试，合格者的名单送县儒学署备案，证明已获得府试资格。

     第二阶段为府试，由府(或直隶州、直隶厅)的官员主持，考试多于四月举行，报名手续、考试科目与县试大休相同，合格者取得院试资格。 第三阶段为院试，是由各省学政(原称提督学院)主持的考试。学政三年一任，逢子、卯、午、酉年八月由皇帝亲自选派，到任后，依据距其驻地远近，由近及远，依次按临各府县考试。第一年为岁试，第二年为科试，正场、复试各一，考中者即为生员，送人府、州、县办的学校。被录取的新生员，还要写出亲供，内容与报考县试相同(姓名、籍贯、年龄、三代履历)，并注明身材、相貌，由主管官员审核，加盖印鉴，报送学校。入学后，生员就要经常接受当地考官的监督考核。

 清代生员又分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和附学生员(简称附生)三等。廪生须是岁科两试为一等者，每年可由国库支领白银四两，同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主要职责是具结保证童生为身家清白、非冒名顶替等；增生没有廪银，也不承担职责，地位次于禀生；附生是府、县学额外录取的生员。当考官考核生员时，依据六项标准:文理平通为一等，文理亦通为二等，文理略通为三等，文理有疵为四等，文理荒谬为五等，文理不通为六等。生员参加科试后，只有名列一、二等和三等中名列前茅者(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才能直接取得乡试的资格。其余名列三等的生员和因故未能参试的生员，在乡试之年七月下旬，可以参加学政主持的录科考试；录科未中及未参加科试、录科的生员，可以参加录遗与大收考试，被录取者，都可以参加八月举行的乡试。

       乡试第三年举行一科，称为正科，遇有皇帝登基、万寿庆典等大喜之事，皇帝也下诏举行乡试，称为恩科。如果庆典恰逢正科，就以正科为恩科，正科则提前或推后一年，也有正科、恩科合并的情况。清代的乡试定制于八月举行，初九为第一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每场均于第一天领卷入场，第三天交卷出场。乡试取中名额的数量，根据各地文风高下、人口多寡、丁赋重轻而多少不一，顺天府最多，达一百六十八名；贵州最少，仅四十名。九月放榜，名列正榜的称举人，他们要参加次年三月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考试——会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