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奖获奖名单像往年一样，再次呈现出两个由来已久的特征，一是获奖者仍以美国人为多，二是获奖者当中没有一个人生活在中国的大地上。
　　对于美国人为什么能有那么多人获奖的问题，人们关注的不多，而对于中国人始终未能出现在诺贝尔的领奖台上，为什么国内出不了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我们却一再追问。我们一再的反思、自省，甚至主动调整自己的立场和姿态去迎合诺贝尔奖，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太多的反省和自察不但使我们变得越发气馁，且我们应该追求的真实目标反而渐行渐远……其实，换一个角度，美国人为什么得奖和我们为什么得不了奖，两者本质上更可能是一个问题，但对此，我们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是体制的问题吗?这似乎是目前最惹人争议，最让国人反躬自省的焦点了。笔者以为体制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关键是国人思想深处对诺贝尔奖本身的认识尚有更多误区有待厘清反正。
　　比如，令人称奇的“冲诺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国家的资金大笔大笔投入到高校里，似乎只要把钱砸进去，诺奖指日可待。的确，搞研究不可缺乏资金支持，以美国的大学为例，美国政府投进的钱还在其次，各大公司、各种基金会和私人的捐赠占绝对多数比例。 但问题是在我国，大笔科研经费投入的背后，不见得是国人真正理解并继承了诺贝尔设奖的初衷———把奖项颁给那些通过杰出的创造从而造福人类的人。而不是那些借着科研神圣的名义变相圈钱的人，更不要说那些争权夺利，弄虚作假的腐败分子了。可以想见，如果科研以造福人类为宗旨，不得奖又何妨？如果不能造福于人类，得了奖又如何？纯粹是浪费甚至践踏纳税人的钱而已。
　　其二，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几乎是以自然的状态成长的，没有人是先设定了诺奖的目标，然后以此指导自己的工作的。美国也从不出钱去专门培养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获奖是个人的事业，获奖多是个人追求的副产品，而不是主业。但可笑的是，每次诺贝尔奖一公布，国内的大批学者便以此为方向，进行调整，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奖最为明显。殊不知，诺奖的宗旨之一就是奖励那些理论上已经非常成熟，并且已经很明显地推动了人类的进步的成就；换而言之，一般获诺奖的成就都是十几甚至几十年前的理论，而不是最前沿的问题。以此做为自己研究的风向标，除了表现出我们对诺奖理解的肤浅之外，还凸现了一些学者的浮躁、功利之心。以如此的心态去争取诺贝尔奖，岂不是本末倒置?
　　有时候，我们还把双方的互动过少作为挡箭牌，认为诸如翻译、语言、文化差异等使我们至今与诺奖无缘，特别是在诺贝尔文学奖上。 也许某些诺贝尔评审委员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确乎有漠视，不能否认有这些现象的存在；此外诺贝尔奖毕竟也是一个由人来运作的奖，只要是人操作就不免带有一些主观意识。
　　笔者认为任何伟大的文明自身都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中国人以为自豪的红楼梦，跟很多西方作品相比，在描写人性方面，只能算是入门之作。 国人总喜欢拿五千年的文明史，孔孟，老庄等说事，事实上，几千年来，我们的作品更多是关于人事关系的讨论，我们大部分的才华和精力，浪费在如何处人处事了，关于人性的探讨，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却是寥寥无几。 或许正是这些价值观的迥然差异，直接影响到中西文化的深度交流和融合。以译笔流畅著称的葛浩文教授 (Howard Goldblatt)就抱怨过，他翻译的几十本中国当代小说，没有一本影响超出中国文学读者这小圈子之外。因此，即使是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曾经婉拒诺奖的鲁迅在回复诺奖的一封信中写道:
　　静农兄弟：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是伟大的，伟大之一是他清醒，并有自知之明，知道中国作家和世界作家的差距，也知道和诺奖的差距。我们与其肤浅的抱怨与解释，不如学习鲁迅，踏踏实实静下心来，真正做出一些有分量的作品。
　　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历史总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