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东周时期光辉灿烂的思想学术，持续到汉初即黯淡下来的原因？
　　 中国的传统文化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溪流，它在东周时分成很多支系，相互竟流，让人眼花缭乱。在东周前，中国传统的溪流中本身就包含着儒、道、墨、法、阴阳、名、农等诸学派的成分，且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夏朝的情况我们不清楚，商朝是个很重视礼制的朝代，据书经记载，周礼是周公旦参照商礼制订出来的，春秋时期守礼的典范孔子与宋囊公，都为商朝贵族的苗裔。在东周，由于传统的封建社会趋向衰败，出于救世的目的，学者们纷纷对传统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和解释，从期寻出药方。由于他们站的角度不同，针对的问题不同，又心情急切，所以往往抓住问题的某方面强调和发挥，而忽视或否定其它方面，因此他们的思想看上去虽精彩纷呈，但因个性太强，都有极端化倾向；在当时，这无可厚非，对急症、重症是必须下个性鲜明的猛药的。在各家学派开出的救世方剂中，惟法家的药方最有效果。法家专门为消灭封建制度，建设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来，他们抓住了东周时代中国的病灶。秦始皇的胜利，意味着令中国痛苦又困惑的病患已经解除，社会又该回到正常状态了。但出于惯性，秦帝国继续无节制地大量吞食法家的药剂，结果引起药物中毒，只存在了15年即暴亡。汉初高祖皇帝尝试着用道家的药剂调和秦朝的遗毒，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副作用也很大。
　　 汉武皇帝同意董仲舒博士的观点，坚持认为，只要中国农耕文明的性质不变，东周以前的古老统绪就应该被最大限度地继承下来，否则中国社会就难恢复健康。董仲舒的主张代表着儒家学派的主张，在东周众多的思想学术流派中，唯有儒家，最迷恋古代的传统秩序，立志复古。孔子述而不著，他小心翼翼整理五经的目的，就是打算继承和发扬书中保存的古老意识形态。
　　 董仲舒立志要为中国从春秋时代开始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画上句号，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承担着中国农耕社会改制而不变道的两重历史使命，第一重使命已由法家完成，第二重使命必须由他董博士代表儒家学派完成。孔子与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在东周时期郁郁而不得志，很容易理解，他们提前了三、五百年，不合当时的历史潮流。董仲舒是个幸运而有才华的历史工具，他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把儒、法、道、阴阳等诸家学说重新纳人了一个统一的宏大的理论体系中，这个理论体系对殷商、西周传统作出了符合新时代需求的解释。
　　 董仲舒以后的中国社会用现代西方的理论观念评判其是否为“封建社会”，是令人尴尬的。在政治上，它毫无疑问不是纯粹的封建社会，用中国人的标准评判不是，用欧洲人的标准评判也不是；但从文化方面考虑，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广泛地继承先秦封建社会的传统，在诸如思想意识、礼法制度等方面，与封建社会一脉相承，因此，如果有人称这一时期的礼法制度为“封建的礼法制度”，也完全合适。
　　六、东周之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再出现个性十足、魅力四射的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为什么没有再出现诸子百家齐争鸣的局面？
　　 公允而言，中国从东周之后没有产生伟大思想学术人物，没有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真正原因，是不再需要。秦朝后，中国政治上分裂、分治的时候虽不少，但一直到清朝未季没有再碰见令人困惑的变局——面对社会危机，茫然无措，找不到历史、现实的成例可供学习、模仿和参考。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农耕文明趋向成熟、完善，其内部秩序和谐，且有自我调节免疫能力；另一方面，东周时期的思想学术遗产，既有令人生畏的高度，又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领域，很难超载，且它们用理性的材料打铸而成，深深扎根在适宜农耕的土地上，比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体系坚实得多，而且富有韧性与弹性，只要农耕文明不被否定，它们永远光辉耀眼。
　　 另外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是个极重视历史的国度，历史记载之丰富举世无双，这使中国人有条件谨慎地按祖训及先人的成例办事。由于习惯从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养成了喜欢向后看的保守性格。这不是件坏事，它有助于政治的稳定和保证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再者，人们在有典可循，可以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社会中生活，养成了一种平静，从容，通达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利于成就诗人与艺术家，但对思想学术人物的创造力则是甜蜜的毒药。

　七， 从秦朝始，为何历代朝廷都奉行重农仰商的政策?
　　 商业与农业相比，极具扩张性。假如政府不有意识地平衡商业与农业的关系，任凭两者在平等的台面上自由发展，商业最终会奴役农业。以现代的目光看，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商业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掀起工业革命，西欧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东周及其以后的王朝时期，中国商业的自由扩张很难引发工业革命，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工业革命的前提是科学革命，而中国传统上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不可能从内部产生出科学革命；二则当时的农耕文明生机勃勃，日趋完善，它没有必要冒险向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业文明的轨道上转。这注定了东周时期商人们的辉煌事业前途黯淡，因为一个社会的商业活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或巨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相迎合，它必将成为这个社会的病痛。农耕社会缺乏持续增长的财富供商人无休止地攫取，商业扩张不能像在工业社会那样给广大民众普遍带来利益；相反，商人会通过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等手段与农人争利，会扰乱社会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为了抑制商人强劲的扩张欲望，使帝国社会内部农、商、工各行各业的比例协调，始皇帝统一国家后，就有意识地贬抑商人。秦朝的法律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与罪吏、赘婿同属二等臣民，可以随时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汉朝继续压制商人，例如高祖皇帝规定，商人不得乘车，穿丝绸衣服，而且加倍缴纳税赋。这种不给商人政治地位的政策，有利于政府倡导简朴敦厚的社会风气与维护社会公正；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减低了商业对农耕者的诱惑力，巩固了国家的经济本基。
　　尽管如此，商人行业的巨大优势仍令人不安，毕竟那是种容易发财致富的职业。商人们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很容易使自己致富，也很容易奢华骄狂，正如晁错所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八、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出祭司阶层？
　　 黑格尔称中国的精神是清醒的孩子的精神，不像印度人那样热衷于来世的事，而甘愿于现世过平静如草木的生活；也不像波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常常为神的尊严而狂热。中国人对神的态度与其古老的宇宙观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宇宙观形成于老子、孔子前很久远的年代，可一直上溯到传说中的伏羲八封图，夏、商时代的《连山》、《归藏》等典籍。虽然后来老子对这种宇宙观作出了较系统的阐释，但它不是道家学派的专利，它是儒、墨、阴阳、农等诸家理论的共同背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周易》，大概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解释这种宇宙观的材料。这种独特的宇宙观没有刻意否定神的存在，但也几乎没有给神留出位置，尤其没有给创世纪的神留出位置。
　　 到孔子那里，他确定了一个怀疑论的基调，有一次子路问怎样奉事鬼神，夫子严肃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斗胆问死后的事，得到的答复为：“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箴言对任何宗教无疑都是毒药，可也表现出一种最宽容的态度。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在他看来，人没法证明鬼神存在，也无法证明鬼神不存在，执迷地深究没有什么意思，明智的做法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敬而远之”。
　　 孔子的教导对帝国算得上福音，彻底的有神论与彻底的唯物论都非常有害。帝国能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找到平衡点，是需要了不起的智慧的，它使帝国保持住了理性，没有被高居于天堂的神俘虏；同时也没有接受王充等学者所倡导的冷冰冰的唯物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群众的宗教需求。政府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不是像今天的无神论者所攻击的那样，“故意用精神鸦片麻醉人民，以更好地维持自己的统治。”群众需要宗教信仰，就像需要吃饭穿衣，刻意妨碍反而不道德。宗教情绪在每个人的细胞中都能找到，这是人类的弱点，也是人类比动物高明之处。动物不信神，因为动物缺乏明朗的自我意识，不会理性地关注自我，因此它们不会思考自身的生命问题，也不会为此疑惑，对命运的无常与死亡的恐惧同样不如人强烈；况且，它们缺乏制造神灵的想像力，没有构建美好迦南世界的智能。
　　 因为帝国政府对虚无不可捉摸的鬼神世界的关心，远不如对现实事务的关心热切，因此从没有像中东的神权国家那样，执著地强迫人民信仰某一指定的宗教。在中国，只要不践踏法律与道德原则，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神崇拜，也可以不加选择地给任何神叩头，而无须分辨这些神是属于道家、佛家？还是动植物的精灵？一般而言，他们无论对哪路神都持谨慎态度，而且多有功利目的，是孔圣人态度的世俗化：有病治病，无病免灾。有时不乏幽默，例如每逢上天派驻家庭的代表灶王爷述职的日子来临，农民都要着实忙乎一番，给他准备丰盛的餐宴，一大堆纸钱，祈求他到天宫后不要完全讲真话，只“言好事”。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普遍对鬼神没有兴趣，他们主要崇拜圣人的牌位，圣人不是神，是人，是理性与知识的化身。虽然有些读书人宣称自己是道门或佛门子弟，可他们对宗教的信仰与下层民众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是为了哲学上的偏好。虽然他们讲“三尺以上有神灵”这类话时不乏诚意，但只表明他们对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对自己良心的敬畏，往往与通常意义上的鬼神无关。公允而言，即便是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对神灵或者对“灿烂的星空与心中永恒的道德律”保持敬畏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如果缺乏敬畏之心，那么他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能做得出来。
　　 古代的中国人对死亡一般采取比较豁达的态度，很多人在面临死亡时比虔诚的教徒还要平静，这并非因为他们是人类中的另类群体，在生理上不需要宗教的安慰，而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对付死亡的特殊方法。在古人的观念里，人个体的生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他上承祖先下接儿孙，是绵绵生命链条上的一环。每个有能力的男子，都要定期对祖先祭拜，祖先会在一个不可知的神秘世界里默默地注视着他，他们虽然很少为子孙做些什么，但会从子孙点起的香火中得到最大的安慰。人如果死了，遗体会被安置在祖坟墓地里，牌位会被摆放在家族的祠堂中，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结束，那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冥间会与熟悉的先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的环境与人间相似，而且他也能远远地关注着在人间的子孙们。当然，心身健康之时，多数中国人对那个亲切的冥界是没有兴趣的，他们忙于现实的生活，对此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但当死亡逼近时，因心理的需要，他们很愿意相信那个温情的冥界是真实存在的，那有助于减轻他们死亡过程的痛苦。
　　 这里需要题外讨论宗教信仰与迷信的问题。迷信的定义是盲目的崇拜，它与宗教信仰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任何一个教徒，只要他承认自己是虔诚的，那他必定是迷信的，假若离开迷信，世界上的所有基督、清真教堂都会崩坍。刻意区分宗教信仰与迷信很无聊，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所有国产的准宗教行为，比如给祖先焚纸磕头、拜山神土地、求老母奶奶、叩玉皇大帝、供奉菩萨等，一律被认定并贴上“搞封建迷信的标鉴；而基督、伊斯兰教等外来的洋迷信，则被册定为正常合法的宗教信仰。何以贬此褒彼？只因为洋迷信具有国际背景，打击它们会招来国际纠纷。
　　 白费气力地试图铲除一种根本铲除不掉的东西，不能算是明智。宗教或者说迷信，数千年来从没有被哪个政权真正铲除过。文革时期，是反对迷信最严厉的时期，可是那恰是中国历史上迷信最狂热的时期。多数民众总是需要迷信的，虽然色彩有淡、有浓，如果不让他们崇拜正义善良之神，他们就可能拜倒在邪恶之神的足下。与其把道观、佛寺中的人群趋赶到李洪志、张洪宝的足下，不如让他们按照传统的方式自由信仰；让他们崇拜不会说话的泥塑神像，远比让他们崇拜坐着飞机到处乱跑，会用互联网煽动信徒去天安门广场示威的李洪志强；甚至比崇拜耶稣也为强，因为耶稣的后面还有个狂妄的梵蒂冈。
　　 中华帝国对神与人关系的处理堪称典范，文艺复兴后欧洲所能达到的也无非是这一水平──信仰自由和追求完美理性。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完美理性不等于纯粹理性，理性只有加上20%或30%对鬼神的迷信，才能算温柔敦厚，合乎人性。

　九、中国多次遭到危险的入侵，还出现过异族朝廷，但历史进程为什么没有被打断？
　　 在古代中国自己的世界体系内，其边疆的蛮族不管具有什么血统，他们要想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艰苦的生活，最佳的选择就是到纯农业区去；而到了农业区后，他们要想搞好农耕生产，管理好乡村社会，最佳地选择是接受中国文明的教化。中国文明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最高水平，也是当时整个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他们别无选择。即便在今天，假如哪个民族厌倦了工业文明的嚣乱，试图过自给自足田园诗般的农耕生活，那么他们最明智的选择，恐怕也是选择古典中国为楷模。
　　十、中国尚武精神丧失的原因？
　　 到汉朝，中国持续了2000余年的殖民扩张运动终于被巨大的地理屏障遏制住了：它的东面是浩渺无垠、惊涛汹涌的太平洋；西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茫茫的戈壁沙漠；北面是辽阔奇寒的大草原;南面是瘴气弥漫的茂密的热带丛林。对农耕人来讲，这些天然地理屏障虽不是大地边缘，但无疑是农耕世界的边缘，它是上苍专门设置出来约束中国人的。
　　 汉、隋、唐诸朝，中国多次试图突破这些天然地理屏障，但都不成功。在屡遭挫折之后，中国人的普济主义热情渐渐冷却，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不仅难以逾越这些天然的地理屏障而且中国的生活方式与政治模式也不适用于大草原。这种沮丧的情绪迫使中国放弃了直接统治大草原和把文明火种传播到世界角角落落的努力，中国的攻击性到唐朝就丧失了。

十一、中国为何跳不出王朝更迭循环的怪圈？
　　 季节有春有秋，草木有枯有荣，新老更替是世间有生命的万物保持长久、生生不息的惟一方法。
　　 中国古代社会一盛一衰的运作规律，无疑与自然法则相吻合。改朝换代虽然给历史涂上了浓重的血腥气，但对帝国保持长久的和谐、健康非常必要。现代人追求社会不断进步，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本来完全能避开历史循环，永盛不衰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了民主制度就能保证政府永远明智和高效率，就能永远保持住社会肌体的健康与活力。其实，这完全是个神话,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社会的健康,如果没有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当今的西方社会根本不可能长时间保持强盛.今天西方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显然与科技进步、贸易扩张及掠夺殖民地时期的原始积累有关，它们的富强建立在对地球资源的超常开发之上，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落后与贫穷之上；但地球贮存的石油、煤炭及金属等主体资源并非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经济增长的尽头，可能即是战争与暴力革命。世间没有任何事物长盛不衰，任何人为的药物都帮助不了。永远盛世，永远和平，不过是幼稚者的梦呓。

十二、在欧洲开始进行海外扩张时，世界上只有中国最有资格制止他们的野心或与他们竞赛，但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世所公认，中国在公元1500年前是全球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且拥有的技术水平最高；如果愿意，明朝的海军完全有能力制止葡萄牙人与西班人在东亚及东南亚海域的冒险，甚至可以在印度洋上驱逐或制服他们。事实上在1511年前后，马六甲的土著酋长就曾跑到北京向武宗皇帝状告胡作非为的葡萄牙人，但明朝廷显然没有兴趣与决心去经略海洋，它只能让马六甲人失望。
　　 这固然可以解释为下列原因：（1）中国社会的自我满意程度较高，不屑到海洋上与伊比利亚人争蝇头利；（2）中国的决策者缺乏信心与勇气；（3）中国社会已经僵化、腐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创新表示怀疑；（4）奉行该死的孤立主义政策。
　　 这样解释一方面是把明代中国想像成了一个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隐含着这样的假设：明代中国已接近现代化的门槛，如果统治阶层目光远大、英明，理应有能力迈过这道门槛。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明代中国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体系的中心。理论上讲，在中国的视野范围内，所有国家都应当向北京纳贡称臣，它们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主与臣，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明朝人首先关注的是内部秩序的和谐，而非对外竞争。
　　 再者，明代中国与伊比利亚时代的欧洲不是处于同一轨道上。假如从拥有的经济、智力优势及技术水平上看，中国可以说在宋代，甚至在唐代即已接近现代化的门槛，但为什么迟迟不肯开始现代化进程？而且到了清朝末年，不得不学习西方时，仍迟疑不决?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需要澄清，那就是：现代化或说工业化代表着光明，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代表着黑暗。当然，现代人有这种观念并非离奇，因为工业化确实意味着力量、财富、舒适与享受。但向长远处观察，工业文明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文明，它的运作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而为了不使这些关系严重失衡，酿成灾难，它必须不断求助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在资本扩张过程中维持自身的平衡；但这样的扩张过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近乎完美，它自身有一种能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持和谐平衡的机制。因此，公元1500年前后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向现代化的轨道上转，那等于放弃一种健康和谐的秩序，去追求一种危险的、疯狂的、不可预知的事业

十三 科举考试为何能长期延续,至今仍有人怀念? 中国朝廷一般把“野无遗贤”当成重要的政绩追求。原则上，每个儿童都有接受启 蒙教育的权利，富人与穷人有所不同，富人让他的每个孩子都接受教育，穷人有所选择，他们受经济能力所限，一般只挑聪慧的孩子上学。大致而言，只要孩子优秀，即便父母 缺乏供养能力，也能得到同族或乡邻的资助。
　　 启蒙教育主要训练儿童的记忆力。等他们有了理解能力后，即开始正式的基础性教育，常规的课程设置主要有哲学、诗歌、历史、礼仪、音乐。学习哲学的目的，是为让学员正确地理解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个人只有对自然与社会有个正确的认识，他的心智才能健全；学习诗歌是为了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学习历史是为了学习古人美德，借鉴他们的成败经验；学习礼仪，是为了节制人的行为，使之得体文雅；学习音乐是为了让心灵和谐。总之，所有的学习项目都为一个明确的目标服务──完善心灵，培养道德，而非实际应用。清人庞尚鹏说得明白：“学习知识贵在改变人的性格与气质，不是为了仅仅弄懂一章一句的词义，去谋取功名利禄。如性格轻浮便用严肃庄重矫正，性格偏激便用宽宏大量去矫正，性格粗暴乖张便用和顺仁厚去矫正，性格迟钝便用敏捷去矫正。在孔子及孔子以前的时代，学生还要学习射箭、驾车等体育技能，但后来这些体育课程越来越受到忽视，锻炼身体的射驭渐被锻炼心智的琴棋书画所替代。
　　 如果不是因某种原因中途辍学，所有学生在学完基础课程后，都可以参加政府统一组织的测试。不及格者被淘汰下来，但他们以后还有再参加测试的机会。及格者被授予“秀才”之类的学号，表示承认他已是有学识有教养阶层的一员。秀才有担当低级别教师的资格，他还有议论政事及见了官员不施跪叩之礼的特权。秀才需继续学习深造，为参加政府组织的高一级别测试作准备。高一级别的考试主要通过测验学员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理解水平，来考察他的智力水平，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受试者的道德可靠性。尽管一个智力水平较高的人有可能道德水准平平，但他的智力足以使他明白遵守道德原则远比违背道德原则合算；毕竟智力低下者的生理结构，更不利于道德感的培养，对愚冥型的小人，圣人也发愁。这类考试被民间形象地比喻为“鲤鱼跃龙门”，意思是一旦过关,即由鲤变龙，地位身分得到飞跃性提高──获得担任帝国官员的资格。但这还不是最后的选拔，准官员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严格考试，直至选出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前三名依次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他们不仅能出任政府的高级官员，而且如果年轻，可能还是王公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选择女婿首要考虑的人选。
　　 科举选士制度因其非实用的倾向，近世遭到了一些批评。批评者似乎认为，帝国的考试项目中只有加上建筑房屋、制造机械、商业管理及光电化等具体技术内容才算完美，否则是偏面选才。然而他们不明白，这些专业实用知识的传播，对农耕社会理想中的秩序没有帮助，它们专属于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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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盛世为何难以保持长久? 中国人历来有追求盛世的情结，但盛世往往可遇不可求，它的出现离不开下列五个条件：(1)英明的皇帝；(2)廉洁而充满活力的官僚机构；(3)适度的人口数量，充余的耕地；(4)较少的受供养人数；(5)强悍的边防军，即便不能攻击，也足以自保。这五个条件中，除了英明的皇帝何时产生有时例外， 其余四个条件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开国初期才完全具备。
十五.刘邦的坏名声是怎么来的?
　　 汉高祖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帝王，因为出身卑微，招来后世文人的鄙夷，骂他无赖兼流氓。中国从秦朝后，除两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贵族阶层。中国人有种奇怪的心态，讨厌政治上的贵族制，又在潜意识中崇拜贵族血统。高祖皇帝的对手项羽，是个有名的粗野愚顽之人，有人形容他像个“穿人衣戴人帽的猴子。”他焚阿房宫，屠咸阳城，凶狠骄横，谁都知道他兵败垓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幸事，但因他是楚国将军的后裔，有贵族血统，因此成为文人墨客交口称赞的对象，似乎乃集仁义勇武于一身而值得同情的英雄。
　　 后世人骂高祖皇帝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司马迁在给他写的传记中说他：喜饮酒，傲慢而好侮辱人，且有赴宴席不带酒钱的不光彩履历；但太史公的这些笔法也可以作褒义理解：豁达大度，不拘小节。不管有意无意，误解的素材在他那里就布置好了(不排除太史公泄私愤的嫌疑). 至元朝，有个叫睢景臣的作家，写了个描写汉高祖回乡情景的套曲，把高祖皇帝说成一个卑鄙无耻的地痞无赖，但睢景臣明显指桑骂槐，他明骂高祖皇帝，实则影射元朝皇帝出身夷狄，粗蛮不识礼，不配主管中原。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增长的极限? 在工业社会，财富的增长主要靠耐用品的积累与科技进步这两只轮子，虽然最终有增长的极限，但持续百年、数百年当没有问题。农耕社会不存在这两只轮子，生产的产品绝大多数能被一次性消费掉，如粮、油等；即便建筑物这类固定资产，由于多采用木质及土石茅草结构，不可能像钢筋混凝土结构那样，经得起风雨吹打和战火焚烧；气势迷人的阿房宫之类，现在只能通过文学作品想像了。
　　 农耕社会经济的增长，主要靠三个条件保障：1.不断开垦荒芜的田地，2.风调雨顺，3.和谐健康的社会秩序。因此，社会财富增长的极限很容易达到，尤其当荒芜的土地基本开垦完毕后，财富的增长一般不会再呈上升趋势，或者说余地已经不大。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口问题。在荒芜的土地没有被充分耕种之前，人口的增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也可以说人口的增长与财富的增长成正比。从理论上讲，当帝国的农业劳动者尽力耕种的土地总量正好等于帝国实有可耕种土地的总量时，说明社会的人口数量与土地的比例呈最佳平衡状态，这时农业生产率最高，农民收入也最多；然而人口生育是个非常活跃的变量，在和平安宁的社会状态下，呈无限增长趋势，而传统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观念以及家庭财产收入增多的现实，又会加速这种增长，平衡会很快被打破。假如人口增长的速度在长时间内超过了拓荒的速度，那么就必然出现劳力过剩现象──普通的农业家庭收入相对减少，饥饿、流民、盗匪增多等。这一系列问题在当今工业化的中国仍难解决，虽然建了很多城市与工厂，供过剩人口从乡村社会游离出来打工，仍不能完全吸纳。

十四.传统等级秩序的内核是什么? 来自西方的平等观念主要有两种，分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者宣扬社会成员在经济利益上平等，但默许社会成员在政治上不平等，干部高于工人，工人高于农民，农民高于被专政的对象──贱民。结果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凭借政治上的特权得到了经济上的特权，经济上的平等成了幻影。资本主义者或者说自由主义者宣扬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平等，默认人们在经济利益上不平等，但亿万富翁与流浪汉，对政治的影响力显然难一样，有钱人总能凭借经济上的优势为自己在政治上谋得特殊利益。
　　 中国传统的社会不宣扬平等，从来都认为社会成员在政治与经济上不平等天经地义,这是因为社会上的各种职业不可能含金量相同，宰相的政治地位与经济收入不可能与衙门中掏厕所的杂役一样高低。从更深的层面上讲，人生而就有等级贵贱差别，它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为社会天然角色上的差别：如君与臣、父与子等；另一个方面为生理上的差别，如贤与劣、聪与愚、男与女、老与幼等。事实上，一个社会只有诚实地承认社会成员天然不平等，有高低贵贱之分，才能成就真正的平等。
　　 中国社会传统的等级制度，是圣人本着尊重自然法则及用理性调和社会天然不平等的原则设计出来的，它的核心内容为：贱愚者尊重贤能者；臣下敬爱君主，下级听命上级；后辈服从长辈，儿女孝敬父母；女人顺从男人；商人的政治地位低于农夫等。它的雏形，可上溯到东周以前很久远的年代，董仲舒将它与阴阳学说中“贵阳贱阴”的原则结合，认定它与天地万物同在，只要天地运行的规则不变，它的存在就永远合理。
　　 这套等级秩序虽然近百年来遭到文人政客们的口诛笔伐，但它的每个细节，无不有公正合理的一面。

　十五.为何有皇帝这个职业? 任何动物只要有群体，必定会有头目或王，小到蚁群，大到猴群，一直到人类，莫能例外。在多数动物群体中，王的产生主要靠暴力竞选，强者为王。可是这有弊端，一旦更强者出现，或老王自然衰弱，很容易引起新的一轮暴力竞争，假如参入者众，会酿成动乱。这种选王方法，只适合在成员寡少的群体中应用，成员基数庞大，成本就会增高。中国社会到东周时期人口估计已达到2至3千万，如此庞大的群体，假如短周期──10年,20年一次，──在广大的疆域内爆发暴力竞选，那对群体利益将是灾难。事实上，中国至迟从夏王启时代即实行文明的王位世袭制了，这种制度大大拉长了暴力竞选的周期，降低了竞选成本。
　　 王位世袭制度规定，国家的王位只能由老君王的长子继承，在特殊的情势下，也可以由老君王指定或由王室根据礼法推选，这大大减低了野心家窥视王位的可能性。
　　
　　 以现代的眼光看，传统中国的国家元首世袭制确实不如民主选举制开明，但应当承认，世袭制的社会成本一般要比民主选举制小，京城宫廷中的皇帝换了，可能偏远的山区居民并不知道；而民主选举制则需动员全社会参入，其中的商业花费非常巨大。假若在农耕条件下的传统中国推行民主选举制，恐怕连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都不会同意。

十九.为何让女人从属男人? 人类揖别蒙昧的头件大事，就是让女人从属男人。
　　 在远古，确凿有个母系时代存在过，而且可能存在的时间超过上百万年。这并不令人奇怪，倘若观察猴群，就会发现猴子社会也类于母系社会，它们一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原因是猴子过性生活时不受合法婚姻的限制，完全即兴而作，而且参加的公猴可能不只一个，因此很难确定母猴的怀胎属于谁，它们似乎也不关心这类事情。在现代南半球的一些原始部落中，人们甚至错误地认为女人怀孕与男人无关，这样一来，所有部落成员自然也就不知其父了。即便在比较开化一点的部落里，某个女人知道她的怀孕与某个男人有关，但由于他们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孩子全由母亲哺乳后带大，因此也不可能产生父子血缘关系。
　　 不过，母系社会不像现代狂妄的女权主义者所想像，是一个完全由女人统治的社会。从纯粹生理的角度比较，男人比女人在社会生活中天然占有优势。女人天生力气小，头脑不能理解复杂而深奥的问题，缺乏理智，情绪化重，爱走极端，喜欢为琐碎之事喋喋不休。更重要的一点，人类生命延续的责任主要由女人负担，为了后代，她们需先孕胎 十个月，再哺乳一年、二年或者更长时间，在此期间，她们要依赖照顾和保护。人类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在母系社会中，女人尤其是年老的女人，由于居于家长的尊位上,她们确实受到普通的尊敬；然而由于她们具有上述天然生理上的弱点，因此往往需要推选出男性的酋长，由男性成员具体处理一些关系到部落安危的重大事务，比如对外战争.从那时起，女人主内，男人掌外的格局即已形成，这不是人为安排，女权主义者如果要谴责，只能遣责大自然或者上帝.
　　 物质财产对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点连原始人也能深刻理解。因此，一旦个人拥有私产成为可能，私有产权的概念亦即出现。在追逐私有财产的能力方面，男人比女人要有优势，如此一来，男人支配私有财产的权力，自然延伸出了支配女人的权力；况且，男人不愿将一生勤劳奋斗得到的宝贵财产遗给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他们需要知道谁是自己真正的后代。婚姻的出现不可避免。
　　 中国结束母系社会的时间不是整齐划一的，根据古老的资料推测，中国最早揖别母系社会的部族大约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神农、有熊、九黎等部族，他们的首领即是著名的炎帝、黄帝及蚩尤。通过战争，黄帝的有熊部族最终取得了优势，他与他的继承人又征服了一部分尚处于母系阶段的部族，建立起了中国传说中的最早政权。研究历史的翦伯赞先生怀疑中国在夏朝之前有父系部族存在，他轻率地嘲笑司马迁关于五帝谱系的记载多为臆测，却没有自觉他自己受某种西方学说的毒害太深，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错误地认为中国先民会迈着整齐划一的步法进入阶级社会。
　　 据推测，商部族与周部族结束母系社会的时间约在尧舜之时。商部族的先祖从契开始，契只知其母是简狄，而不知其父，他的后代大约感到不光彩，遂编造出了一个简狄吞燕子卵而怀孕的神话。契到舜的政府中做官，带领他的部族进入了文明社会。周的祖先后稷，是尧帝时的人，身世大致与契相同，所不同的是他的母亲是因践踏了巨人的足 迹而怀孕的。
　　 鉴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多变及社会竞争的激烈，让女人从属于男人，对女人是有利的,倘若偏面地强调男女平等，怂恿女人像男人一样积极参入社会竞争，那将是最不公平,最不人道的，简直等于虐待她们。这样做除了能出几个像吕秀莲这类有心理问题的女强人之外，对绝多大数女人而言，带给她们的只能是生理与心理上的伤害.儒家圣人要敦化社会风气，出于同情女人 ───考虑到她们是种非理性的动物，作事缺乏深谋远虑──因此，制订出了一套专门 教导女人明智生活的礼法；同时为了尽量平衡女人的社会地位，而提倡孝道，以强化为人母者的尊严。
　　 在传统中国，作为女人，不管她多么卑微，一旦在家庭中作了母亲，她就开始拥有了受人尊重的资本，最起码在子女面前她有很高的地位；如果再有足够的聪明、坚强的性格或善于唠叨或娘家势力强大，那么她很容易使号称一家之主的丈夫俯首，成为事实上的家庭主管。考虑到女人一般比男人长寿，因此在男耕女织的家庭中，对家庭内部事务最有影响力的往往不是台前的男性成员，而是幕后祖母级别的女性。

二十.佛教与理学如何嫁接的? 朱熹对理学的主要贡献是总结北宋五子的成果，利用他们留下的现成的材料构筑理论大厦。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被誉为宋代的董仲舒，但理学到他手中时有了准宗教的气味，这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1.设定有个近似天堂的虚无世界──大同社会或尧舜时代的美好社会。2.教义在五经四书中。3.信奉自然神。4.孔子为第一大教主。5.学校即教堂。6.有一套类似禅学的修行方式。有趣得是，佛教禅宗因为修行方式上的争论, 于唐代分裂为南北两支。北宗禅以神秀和尚为代表，主张渐悟累进，要求信徒清静修行，遏制情欲。神秀作谒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南宗禅为慧能和尚开创，主张顿悟成佛，认为信徒不必读经苦修，执著于某一特定的修行方式；佛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只要经常观照自己的内心，担水砍柴的日常生活也能使人成佛，谒语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理学受其影响也分裂为类似的两派。朱熹开创的一派主张渐悟累进，他要求弟子不断观察事物和 读经书，用归纳法领悟孔孟先圣之学即等于“天理”的道理。陆九渊一派则学南宗禅，认为万物具备于我心中，只要修养心神，不必忙于考察研究外界事物，不必苦读经书，顿悟即能明“天理”。朱陆二人在上饶鹅湖进行过一次公开的学术辩论，朱熹占了上风。

二十一.古代中国为何倡孝道? 在农耕社会中，由于体力劳动是其成员获取生活要素的主要手段，因此青壮年是最光辉的年龄段，他们为社会主角，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利；而老年人与幼年人属被照顾的年龄段，他们缺乏自己得到食物的能力。且老年人与幼年人相比，老年人更容易受到忽视。人的天性中有喜爱幼儿而讨厌老年人的天然心理倾向，如果听任这一人性的趋势自由发展，社会上可能没有人愿意拿出1% 照顾孩子的细心与耐心去孝敬自己的父母。这有着现实的原因，在生命传递的链条上，幼儿属朝气蓬勃的年龄段，他们活泼、率真、灿烂，代表着希望；而老年人像秋天的树叶，暮气浓重，每过一天都明显靠近坟墓一天，再加上疾病、行动不便等因素，往往越老越依靠他人照顾，越老越容易被人讨厌。
　　 为了平衡青壮年与老年人、幼儿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青壮年与老年人之间的关系，儒家圣人不得不提倡尊老爱幼，并重点强调孝道，努力用理性的力量去纠正人性的偏差及社会的天然不平等。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提倡孝道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健康与和谐。在那样的社会里，假如人为地强调老年人与青壮年平等的社会理念，必然会加剧老年人与青壮年天然的不平等。例如婆媳关系，婆媳之间的关系是人际间最复杂与最难处的关系之一，当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纠纷时，儿媳由于年龄上的优势与对丈夫及孙辈的直接影响力，因此往往保持着主动权；如果强调她们平等，欺压虐待公婆就可能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公婆越老越趋向软弱，亦即只能越听任后辈摆布。朝廷由于直接面对的是广大乡村的亿万个自给自足的农户，其税收财政能力无法保障老年人的福利；如果对各家庭加收社会养老保险金，再返还它们用于赡养自家的老人，不仅成本极大，也毫无意义。圣人制订尊长辈卑后辈的制度，就是为了在政府力量没法直接参入的条件下，让每家每户自觉地 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以保证社会权利最弱的老年群体能颐养天年。它的合理性在于:儿子、儿媳妇在公婆面前诚然唯唯诺诺，牺牲掉了自己的一部分享受生活的权利；但当他们也熬成了公婆之后，同样能享受到后辈孝顺，这属良性循环，有利于生命链条的健康。

二十二. 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为什么日本人成功，而中国屡遭挫折？
　　 人们在看待西方入侵前的中国与日本时，往往认为这两个东亚近邻是相似的——不仅有共同的文化背景，而且国情也差别不大，其实这完全是受了她们外壳的迷惑，这两个国家在本质上有极大差别。
　　 首先，日本过去的一切主要是从中国学习过去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日本既能善于向中国学习，肯定也能善于向西欧学习，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也不存在这方面的心理障碍。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与公元1868年的明治维新，实质上没有区别。中国正相反，它善于原创，不喜欢向外人学习，也从没有这种习惯。
　　 其次，日本是个狭小的海洋国家，它历来视大海为天然樊篱，他们不怕蒙古的铁甲骑兵，但非常怕西方的铁甲军舰。日本人对西方的恐惧在这方面大大超过中国，因为中国有辽阔的腹地可供回旋，但他们没有；因此，当美国人的舰队出现在日本海面上，并扬言要动武时，这一消息很快即传遍了日本国；而中英鸦片冲突的隆隆炮声，却没有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震动，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了这回事，即便知道了，大概也只是摇摇头叹口气，那毕竟是在遥远的海边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因此，日本对西方人侵的反应既一致又迅速，而中国的反应既缓慢又复杂。当广州、上海地区的人们已经会说半生不熟的洋话的时候，生活在古老传统中的河南、陕西人可能连洋人是什么模样都没见过。中国近代的俊杰人物多出于东南沿海各省，就是这个原因。
　　 再者，日本社会结构的性质与中国社会根本不同。日本人在大化改新时期从中国引进的王朝郡县制，到十二世纪时就被破坏瓦解，退回到了封建状态。天皇虽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实际与中国皇帝不同，他没有真正的实权。西方人侵前夕，日本社会由德川幕府控制，它挟天皇以令各地方的封建主，勉强维持国内的秩序。各封建主有点类似于中国东周时期的各封国，它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及私人武装力量——武士。它们之间明争暗斗，千方百计壮大自己，削弱他人。由于社会中存在着竞争与对抗，所以日本人很容易认同西方的商业社会，也能主动接受西方的挑战；再则，它使日本的武士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社会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社会匀称、和谐，没有激烈的竞争与对抗，而且军人不处于社会的上层，人们普遍尊崇学识，对武事不很关心。当日本的青年武士们为得到西方的军事技术而狂热地开始行动时，中国的职业军人寂然无声，他们虽明知箭与火绳枪不如军舰与开花炮，但他们只能等到文官集团作出决策后才能决定自己的行动。

二十三人口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唐朝之前，帝国最理想的人口数量大约在四至五千万左右，达到六千万甚至七千万以上，就会成为帝国政府的噩梦，需要通过饥荒、战乱等天灾人祸的方式减少人口；而一旦降到二千万左右，又会出现“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场景.西汉、东汉时，长江流域尚未被有效开发，帝国的人口多集中在中原地区及关中地区,当时没有化肥、农药和专门培育的优良种籽，水利设施比较简陋，粮食的亩产量很低。根据战国时期李悝留下的资料推算，那时主要农作物粟的亩产量大约为一石半，当时一 亩合今0.32亩，一石半约合今45斤左右，换算成当今亩产量约为140斤，即便汉朝时生产水平有所提高，粟的亩产量大概也很难超过200斤。而现在华北平原地区的粮食亩产量，仅以小麦、玉米计算，一年两季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000斤以上。据班固记载，公元2年西汉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为5767.14万人，考虑到当时行政管理比较松懈，疏漏难以避免,估计实际人数当在6千万──7千万之间。 当时那些土地养活六千万以上的人口所承受的压力，大约相当于现在同样土地养活五、六亿人所承受的压力，现今这一地区的实有人口也不过六、七亿左右，那时没有工业企业，人口的压力可想而知。
　　 到唐代，经过五胡变乱，中原民众大规模南迁，江南地区得到了深入开发，尤其是太湖地区，渐成为有名的“粮仓”。可得之桑榆，失之东隅，由于气侯变化及战争对水利设施的破坏，关中地区衰落了，虽然唐帝国的首都仍在长安，可这一地区的供养能力大大下降。因此，唐帝国的人口一旦突破六千万，它的困难比两汉政府小不到哪里。
　　 宋朝时，随着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鱼米之乡的声誉响遍全国，帝国承载人口的能力大为增强。到南宋时期，宋、金、西夏及大理国的人口总计突破了一亿。明朝的人口更有强有力地增长，晚期高达2亿，这得益于一批高产量农作物的引进。清朝开国到乾隆年间，政治清平，疆域空前扩大，通过移民的辛勤努力，各边远地区得到了充分垦植,人口逾过三亿。这个数字大概接近纯农耕文明条件下，中华世界所能承载人口的极限，有个叫汪士铎的人为此惊呼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天地之力穷矣！”不久，太平天国叛乱发生，人口损失了近一亿二千万，人与地的矛盾一下得到缓和。据研究专家推算，“如果从公元初开始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千分之二，而不是实际上的不足分千之一，那么今天的人口就会接近三十二亿。”(3)。实际上各朝开国初期人口的增长率一般都会超过5‰，假如不是改朝换代与饥荒的调节，发展到现在，中国的人口恐怕早过百亿。
　　

二十三.明清时的中国,有无自我调整与完善的余地? 黄宗羲写过一本叫《明夷待访录》的书，书的名字出自《易经》的一卦，寓意深晦，大意是：我的学说能将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希望有朝一日得以实施.
　　 黄宗羲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他谴责李贽叛经离道。他的理论围绕着孔子天下为公的理念展开，试图把法家为秦始皇设计的政治体制淘汰出局，以儒家的民本主义政治体制取代之。他确实把传统的政治学说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使儒家的面目革命性一新,致使后世的人几乎认不出来。
　　 黄宗羲的政治哲学与晚他一百年的卢梭的政治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先从臆测描摹人类历史的原始阶段开始。黄宗羲认为，在远古洪荒时代，人类一盘散沙，内部产生纠纷而没人调解，面对野兽与自然灾害的侵袭而无人领头对付，公利事业没有人带头干，这时候产生了一个英雄人物，人们拥戴他，选他为公共权力的代理人，于是君主产生了。君主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牺牲一部分自由服从他，交纳赋税养活他，是为了让他为大家服务，君主是人民共同雇用的仆人。但后来，君主把人民交给他代理使用的公共权力据为私有，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主人，广大人民是他的奴仆，整个给弄颠倒了。
　　他主张把颠倒了的主仆关系再颠倒回来，并设计出了一套主权在民的政治体制：
　　1.为了避免君主再把共公权力强行据为私有，君主不应有实权。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权力在宰相手中，宰相可以就一些重大事务征求君主的意见，但不必由君主拍板,他可自行下达命令。
　　2.君主的龙椅宝座可以传给子孙，宰相的位子则只能传给贤能者。
　　3.国立最高学府的校长由德高望重的大学者担任，地位与宰相相同。学校不仅是读书的地方，也是培养政府官员，参政议政的场所。每月农历初一，皇帝、宰相、群臣都必须到学堂述职，以学生的身份听校长讲学。
　　 各级地方政府的首长与地方最高学府的校长地位平等，地方官每月也要到学校述职,由校长以儒家的标准评判其施政的得失。
　　 各高校校长由公众推举产生，任免不受皇帝、宰相的制约。
　　4.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土地国有。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给每家农户五十亩口粮田，剩余的土地听任有能力者耕种。
　　 黄宗羲这套代议制政治理论，尽管稍嫌粗陋，但极具价值。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意外冲击，任凭清王朝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中自然衰亡，新兴的朝代完全有可能接受黄宗羲的政治方案，实行中国式的君主立宪。实际上，即便面临西方文明的威胁，这种政治体制在中国也很有可行性，可惜清朝的皇帝是满洲人，西方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很难接受一个少数民族皇帝存在。然而美国、法国式的民主政体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有极大的隔阂，想把两者嫁接在一起，简直就像要把木头与铁焊接起来那样困难。即便在今天，变通地实施黄宗羲的方案，可能也比实行托马斯•杰斐逊的方案更来得实际些、容易些。
　　
　　 这里谈论黄宗羲，主要是想说明，当时的中国传统秩序还有很大的自我调整及完善余地，并非像某些评论者所说，像树上熟透的果子，失去了生命力，注定要自行腐败掉。

二十四.乾隆为何不是彼得大帝? 我们的学者经常后悔1793年乾隆皇帝初次接见英国使团时采取的无知而傲慢的态度，叹息乾隆皇帝不是俄国的彼得大帝，但仔细分析就会明白，乾隆不可能成为彼得大帝。俄国人在15世纪才摆脱成吉思汗子孙的控制，社会相当落后，没有思想学术，没有文学艺术，只有东正教无知的僧侣和邪恶的农奴制。它虽然对远东地区的征服进行的比较顺利，但国家没有安全感，西面有强大的瑞典，立陶宛人与波兰人也虎视眈眈；南面是更强大、蛮横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它迫切需要自卫的力量，这与中国社会的满足与自信有着天壤之别.况且，俄国本质上是个欧洲国家，它对西欧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东方的兴趣，而且它与西欧有着近乎相同的文化宗教背景。彼得大帝能化名米海伊洛夫下士率领250人的庞大旅行团去西欧长期旅行，他能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当修船的木工，到普鲁士研究枪械，到英国议会旁听……这一切中国的乾隆皇帝做不到。抛开年龄的因素不论，乾隆皇帝即便有彼得大帝般对西欧的兴趣与热情，恐怕也只能向基督教传教士请教关于西方的信息；他即便有到西欧去看看的勇气，按中国的政治规则，他也去不成；即使他能去成，他的文化背景，也会使他学不到彼得大帝所能学到的东西；即便他学到了彼得大帝所学到的一切，他回国后也不可能一口气颁布3000条法令，全面推行工业化；即使他颁布下3000条工业化法令，也不能短时期内改革官僚机构和军队，这些法令将多数得不到认真执行；如果他用钢铁般的意志强行贯彻，他将失去龙椅宝座。
　　 在当时，中国是成熟、完善的农耕文明的代表，西欧是尚在完善中的工业文明的代表,两种文明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二十五,中国的传统社会为何不具备进步的基础? 西方的启蒙大师们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一个社会要想不断进步，必须建立这样一种社会机制：(1) 必须不阻碍人们用理性去窥视潜藏于自然万物中的奥秘，不断提高人类奴役自然万物的能力，《圣经》上说,上帝把世间所有呼吸或不呼吸的动、植物及自然资源都交给了人类。(2) 允许社会内部存在公平、合理的竞争.可是，一个社会的内部竞争如何才能保证公正,合理呢？首先需要承认人生而平等，平等的人才有机会平等竞争，任何形式的特权存在,都有悖于公平原则。其次，必须有个民选的政府，只有民选的政府才肯对社会的公正与秩序负责，任何独裁政府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独裁者在行使权力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自己或小集团的利益，其次才是公众利益；如果独裁者变成了强盗，人民往往也没有办法，他们没法子让他和平下台，采取暴力手段社会成本又太高，不到万不得已，他们只能容忍强盗政府的存在。
　　 中国传统的社会，要求其成员自我克制、安份守纪，要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不是鼓励人与人相互竞争，人与自然相互竞争。它有自己一套完全不同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国农耕人衡量社会好坏的标准是盛与衰,他们从不追求社会进步。如果有人一定要比较中国古代一盛一衰、静止不变的社会与西方式的每天都不断进步的社会，孰优孰劣？那真不好回答。就当前的局势而言，当然是日进无疆、永远昌盛不衰的社会好，因为所有国家都在追求不断进步，如果哪个国家胆敢静止不变，那必会被淘汰掉。但从长远而言，还是中国式的静止不变更好。中国文明存在了四千多年，与大自然和睦相处，到清朝仍青春焕发；而西方的工业文明只发展了三百年，就与大自然的关系恶化。按照自然的必然规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成长壮大阶段，社会的进步总会有尽头的。一个社会要想永不衰老，它最好不追求永远进步。中国的传统社会如果不是欧洲人的打扰，它再存在一万年也许不会有大的变化；而西方不断进步中的社会，可能连一千年的寿命都达不到。按照一般的标准，长寿者总比短命者好。
　　

二十六科学为何胜不了宗教? 美国有个叫马斯洛的犹太人，他把人生的需求划分成由低级到高级的五个层次，顺序依次为：(1)生存需求，如食物、性欲、睡眠等，这是最基本的。(2)安全的需求，如和平、秩序、安全等。(3)爱的需求，如亲情、友情、爱情和归属感。(4)尊重的需求，即人希望得到别人较高的评价，希望以金钱或地位显示对其他社会成员的优越等。(5) 自我价值的实现需求，即人想让自己的潜在能力发挥地淋漓尽致，希望自己成为自己所期望的那类人。在人生这五个层次的需求中，科学能对哪一种有帮助呢？只对人的生存需求有所帮助,而且还帮助不大。科学给人类带来了数不清的财富，但也造出了更多的消费者──人口；况且科学也解决不了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因此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地球上挨饿者的人数,恐怕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挨饿者的人数都要多，中国尚有7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确实，古代曾经威胁过人类的虎、狼之类动物，已不再对人的安全构成威胁了，可是科学发明出的枪炮、原子弹，却比虎和狼凶残千万倍。科学非但没给人类带来安全感，相反成了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最大隐患。
　　 对于马斯洛所说的后面三项人生需求，科学是无力解决的。在这三方面，科学还不如宗教有用，这大约就是科学斗不败宗教的原因所在。可以预测，科学再发展上一万年，也不能摧毁上帝和天堂。
　　那么人类为什么还热衷于科学研究、狂热地赞美科学研究？人类是否疯狂了呢？也不是。人类是唯一没有天敌的动物，人类的天敌就是自己的同类，所以自己的同类内部要竞争，一方想获得对另一方的优势，就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要想不被淘汰掉，也被迫借助科学保卫自己。再者，工业社会运转的前提，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离开了科学的支持，工业文明寸步难行。其次，很重要的一点，人类能从科学的新发明中得到一种征服自然物的优越感，可能这就是现代人自豪地宣称古代黑暗愚昧，现代进步光明的根源所在。
　　 可是千万不要误解，人这种对自然物的优越感，并不能代替马斯洛所说的那种对自己同类的优越感，人在对自然物保持优越感的同时，可能照样会生活在屈辱和自卑的黑暗中。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某些科学家虽然能通过科学研究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但科学研究不过是给人提供了一种新职业，这种职业本质上与农民种田、铁匠打铁、营业员售货没有区别。农民通过种田不是也照样能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吗？
　　

二十六.爱国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它有权要求民众爱国，必要时有权要求民众为国家献身。但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带有独裁专制的性质，民众就要当心，因为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与独裁政体水火不能相容。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主与自由，在这样的国度里，政府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公民、政府、国家三者的利益基本一致，公民维护国家的利益就等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与尊严而献身就相似于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尊严而献身。独裁专制政府虽然喜欢自我标榜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他们实际上处处把自己小集团的利益摆放在第一位，如果当他们的利益与国家、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损国害民。因此，当专制独裁者号召人民采取爱国行动时，人民最好仔细分辨一下这是不是骗局，不要稀里糊涂地使自己的“爱国”行动变成了爱独裁者、爱贪官污吏的行动；但事实上这种辩认很有困难，独裁专制者总是千方百计不使人民知道真实的信息，否则他们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自谋私利的把戏就玩不成了。
　　 民族主义生有两个面孔，对外的一幅严肃庄重──争取主权、积极防卫和攫取最高利益；对内的一幅热情洋溢──努力使本国人民自由幸福。有位历史学家谈到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时说：“凡是由外族进行统治的地方，其革命运动就性质而言是民族主义的,如希腊人反对土耳其、波兰反对俄国、比利时反对荷兰、匈牙利反对奥地利的情况就是如此。凡是在政府是本土的但不代表人民的地方，革命运动就性质而言是自由主义的。”(6)
　　 自由主义是民族主义最完美的形式。但有一点需要补充：在世界大同来临之前，自由主义只有依附于民族主义底色之上，才有积极意义。

　　二十七.新文化运动的负面影响? 这场破坏运动表面上看倡导了科学与民主，可事实上恰恰以此给中国开了个不科学,不民主的传统。由于把科学定为神圣一尊，难免对之产生迷信崇拜，因此，凡是被判定非科学的东西，就要被无情清肃，从而否定了社会的多元化，这正是民主精神的大忌。比如，判定敬神焚纸、算命打卦非科学，要求禁止。敬神焚纸、算命打卦诚然不科学，但与西方人上教堂祈祷唱诗没有本质区别，主张对之禁止，就等于剥夺人民的信仰自由。再者，为了得到民主而主张彻底毁坏一切传统的东西，这种态度本身就不科学。半个世纪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老根子就在这里。

二十七.中国抗战与希特勒? 从1935年起，中国政府就开始秘密制订针对日本人的国防计划。这项计划受到希特勒德国的强有力支持，双方在柏林签订了一亿金马克的信用借款合同，规定中国政府可以在这一限额内向德国购买军火及重工业设备；同时一些军事专家也被派往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希特勒思想深处有对日本人的蔑视成分，他不在乎日本人提出的抗议；但英、美、苏等国害怕，所以当日本外务省发表谴责某些国家对中国提供军事与技术的援助声明时，它们立即要求澄清事实。有趣的是，希特勒后来虽然明明知道德国需要与日本人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苏联(他也这样做了)；可他仍不顾日本人的反对，继续培育中国的军事与工业实力，即便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仍不愿抛弃中国。从这一点上论，中国人最没有资格学着犹太人的腔调恶毒咒骂希特勒。希特勒疯狂屠杀犹太人，但他与中国人没有深仇大恨，即便是出于公义之心谴责他的黩武行为，也没有必要完全站在犹太人的角度上，一副对他苦大仇深的样子。我们必须注意，疯狂屠杀中国人的是日本人，犹太人什么时候完全学着中国人的腔调恶毒咒骂过东条英机？

　二十九.二战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1943年，英美一道与国民政府签署新条约，正式废除了它们过去一百年间从中国获得的特权。它们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它们昔日的势力范围和租界尽陷日本人之手，中国军队一旦光复回来，想再恢复原状，那可能需要重新打一场1840年式的战争；而中国的军队既然能让日本皇军精疲力竭，也势必能使它们的远征军难取鸦片战争时期的成绩。
　　 蒋介石被当成一个世界强国的领袖，参加了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的会晤。在开罗会议上，中国得到保证：战胜日本后，中国将完全实现领土完整，台湾和满州归还中国，朝鲜在适当的时候独立。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郭沫若那首描写凤凰在烈火中复生的诗，日本把最可怕的灾祸加在中国头上，可中国在灾祸中反而复生，一跃成为与西方列强比肩的强国之一，尽管中国仍很虚弱，却趁机挣脱了一百多年来外国人强加给中国的各种绳索；而日本从实行现代化之日起，就一心一意损害中国，到头来反而使自己退回到了佩里船长时代的水平，不过佩里换成了麦克阿瑟将军。
　　 尽管现代的日本是个经济强国，且不乏政治野心与阴谋诡计；但应当承认，日本国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它很难再找回上世纪初的运气与力量优势，威胁中国了。首先，日本仍处于美国人的军事监管之下，它政治、军事上的独立运作空间较小。其次，它周边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朝鲜与韩国不再软弱，大陆不再黑暗和混乱；与一百年前相比，日本的工业化成就在东亚不再一枝独秀，它对周边国家的力量优势，已不再犹如高屋建瓴，而是变得相差无几了。一般情况下，日本若想图谋大陆，它必须先征服朝鲜半岛为跳板；而当今日本要入侵朝鲜半岛，它即便付出数倍于上次的代价，恐怕也难成功；而即便能成功，它也不敢轻易挑战中国，除非中国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灾难之中。再者，随着战争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核弹及导弹这类武器的日益成熟，日本作为一个岛国的地理优势丧失掉了，海洋不再是天然屏障，船队也不再是最厉害的攻击武器；更因为日本国土狭小，缺乏战略纵深可供回旋；再加上本土资源匮乏，严重依赖于海上补给线；因此日本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了。

三十.建都南京是国民党最重大的失误之一吗? 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朝代不少，可没有一个大有作为，所以有“金陵王气黯然收”之说。南京地处中国最肥沃的长江三角洲上，那里素有粮仓之称，又靠近全国最发达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市，所以在那里建都，会使全国失衡，使政权的辐射力能力衰弱。在南京的政权，很容易忽略或冷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广大的国土；但在西安或北平的政权，无论如何不敢冷落南京；因此，凡建都南京的政权，都有点偏安的性质，绝少有统一全国的气魄，大明王朝似乎是个例外，但如果不是永乐帝迁都北京，它恐怕很难保证蒙古人不再侵入华北。
　　 假如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定都北京，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种模样，一则能使日本人染指华北时不能不慎重；二则中共的势力将很难在河北、山东地区发展，而中共若想在长江下游的富裕地区动员群众，那比较困难，况且，长江下游地区易攻难守，当根据地不如太行山区、沂蒙山区和陕北。

三十一.中国人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 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在1899年，当时英国的传教士在上海的《万国公报》上提到过他们的名字。二年后，梁启超著文介绍马克思，称他为社会主义的鼻祖，但他笔下马克思的中文译名为“麦喀士”。他本人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不大，认定那是一种空洞的理想主义，对中国没有意义。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启超错了，中国社会非常欢迎马克思主义，尤其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简直有点像久旱盼甘霖。那时的国内形势用毛泽东后来总结的话说：有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欺压中国，迫使中国向它们学习，而中国学习它们的首要愿望是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获得国家主权的彻底独立；但巴黎和约上的耻辱，证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还没有尽头,中国人反帝的任务仍道阻且长。毛所称的封建主义，主要指清朝垮台后，遗传下来的传统儒家文化与不受约束的军阀，它们被指责对中国的暗弱与混乱负主要责任。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从帝国主义国家那里学习来的主要成果；但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把西方头痛的社会问题，诸如贫富分化，败德之类也带到了中国。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令人迷惘和绝望.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适时传来，立即让中国人看到了拯救的光亮。最先为此欢呼的人是北京大学的李大钊，他预言说：“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不久，马克思主义迅速蔓延开来。据统计，当时全国400 多种报刊都在不同程度上介绍过苏俄的情况和宣传社会主义；一些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纷纷成立起来；不少通俗地介绍马列主义的著作翻译出版，其中，以《共产党宣言》与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最受读者欢迎。
　　 陈独秀改信马克思主义是情理中的事。新文艺运动初期，他的精神故园在法国，但他除了想造就一批新的青年公民外，对中国的政治前途缺乏明确设想，这让他在后期相当苦闷，同时也让他很尴尬。因为他发现，他所热情鼓吹的民主，在中国始终看不出可爱的模样，相反民国的混乱与软弱，很大程度与实施欧美式的民主有关。再则，他发现自己所崇奉的资本主义制度，其内幕并不美好。这些问题只有当他自称改信马列主义之后，才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列宁宣扬人民民主专政，巧妙地把民主与专制两个看似冰火难容的概念揉合在了一起；民主是劳苦大众内部的民主，对于陈独秀所憎恨的军阀和骄横的资本家则不讲民主，剥夺他们的财产与言论自由；这正合他意；至于这两个概念是否真能和谐于一体中，陈独秀顾不上考虑。关于帝国主义变着法子欺负中国的问题，马克思列宁说那是资产阶级的罪恶本性，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应与西方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结成兄弟同盟，团结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它们。到1918年时，陈独秀就毫无心理障碍地向不久前他还仰慕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动了攻势：“西洋的男子懒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

三十二.文革中最奇怪的事情? 毛泽东做事历来脉胳清晰，干净利索，但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表现却非常反常，怪异且杂乱无章。他依重林彪，选他为法定接班人，却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又有意抛弃了他。在1973年8月份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允许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一批左派激进人物进入政治局，以增大他们的权力；却同时重新起用党内的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任命他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授意他与病中的周恩来合作组阁，更有甚者，他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授予给邓。他在明知自己不久于人世之际，不肯在张春桥等人与邓小平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却起用一个政治根基薄弱、政治经验缺乏的平庸的谦谦君子接班。
　　 不过，今天从长远处观察，还是能从中理出个头绪，那些看似杂乱的行为毕竟是精明的毛泽东的行为，其中隐含着经过深思熟虑的布局──他既不愿背叛自己的理想，又要对国家的前途负责。

三十三、西方入侵对中国的影响？
　　 以西方的标准衡量，公元1840年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保守的国家之一；而到1956年至1976年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它又变成了地球上最激进的国家：对古老传统全盘否定，甚至到了仇视的地步；而对欧美的现代化进程犹嫌缓慢，梦想一跃跨到它们的前头。站在长远处观察，这转型期间的136年，中国人在西方的重击下槽头转向，神志迷乱。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既是中国千年变局的终结，又是它在工业化道路上的新开端。这是一个恢复了健康理智的国家，尽管仍迷眼惺松，但它开始尝试着以新的标准客观地反思自己的过去，冷静地评估自己的现状，务实地规划自己的未来了。
　　 毫无疑问，今日中国从内容到形式与清代及清代以前的中国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在西化道路上走得之远在某些方面连印度人、日本人、韩国人都自叹莫如；同样毫无疑问，今日的中国明显是从清代中国延续而来，它的13亿人民，不仅在血统，而且在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方面仍与他们商、周时代的祖先保持着许多相同之处。在这方面讲，今日的中国既是个全新的国家，又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在全球新秩序中的独特性，也决定了中国的追求与欧美等纯正工业化国家有所不同。首先，作为一个在工业化轨道上奋进的新兴国家，它希望追赶上欧美，实现富民强国的民族复兴目标；其二，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背景的古老国家，它又需要负起让人类再延续数千年，以至更长时间的责任。毕竟工业文明从成型至今日不足三百年时间，这段历史在美国人、德国人看来或许已经够长了，但对中国而言，它不过是一段小小的历史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