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是：女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亚瑟回到自己的国家，开始向每个人征求答案：公主，妓女，牧师，智者，宫庭小丑。他问了所有的人，但没有人可以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人们告诉他去请教一个老女巫，只有她才能知道答案。

       一年的最后一天到了，亚瑟别无选择，只好去找女巫。女巫答应回答他的问题，但他必须首先接受她的交换条件：和亚瑟王最高贵的圆桌武士之一，他最亲近的朋友加温结婚。亚瑟王惊骇极了，看看女巫：驼背，丑陋不堪，只有一个牙齿，身上发出臭水沟般难闻的气味，而且经常制造出猥亵的声音。他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怪物。

       亚瑟拒绝了，他不能强迫自己的朋友娶这样的女人。

       加温知道这个消息后，对亚瑟说：“我同意和女巫结婚，没有比拯救亚瑟的生命更重要的事情了。”女巫于是回答了亚瑟的问题：女人真正想要的是主宰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立即知道了女巫说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亚瑟的生命被解救了。于是邻国的君主放了亚瑟王并给了他永远的自由。

      但加温和女巫的婚礼却让亚瑟王痛不欲生。加温一如既往的谦和，而女巫却在庆典上表现出她最坏的行为：她用手抓东西吃，打嗝，放屁，让所有的人感到恶心，不舒服。新婚的夜晚来临了：加温走进新房。是怎样的景象在等待着他呀！一个他从没见过的美丽的少女半躺在婚床上！加温惊呆了，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女回答说，因为当她是个丑陋的女巫时加温对她非常的好，于是她在一天的时间里一半是她可怕的一面，另一半是她美少女的一面。那么加温想要她在白天或夜晚是哪一面呢？多么残酷的问题呀！加温开始思考他的困境：在白天向朋友们展现一个美丽的女人，而在夜晚，在他自己的屋子里，面对的是一个又老又丑如幽灵般的女巫呢？还是选择白天拥有一个丑陋的女巫妻子，但在晚上与一个美丽的女人共同度过每一个亲密的时刻？

       如果你是加温，会怎样选择呢？

      口语课上，答案五花八门，归纳起来也就是两种：一种选择白天是女巫，夜晚是美女，理由是妻子是自己的，不必爱慕虚荣，苦乐自知就可以了；一种选择白天是美女，因为可以得到别人羡慕的目光，至于晚上，可以在外作乐，回到家里，漆黑的屋子，美丑都无所谓了。老师听了所有同学的答案，没有说什么，只是问大家是否想知道加温的回答。大家说当然想。老师说：“加温没有做任何选择，只是对他的妻子说：‘既然女人最想要的是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么就由你自己决定吧。’于是女巫选择白天夜晚都是美丽的女人。”

       我的朋友对我说，我可以选择白天夜晚都是美丽的女人，可是男人呢？他们是否也分为“白天版”和“黑夜版”？

       其实女巫的答案过时了。

       在亚瑟王时代，妇女连投票权都没有，她们最想要的当然是主宰自己的命运了，现在，女人想要的就多了，不仅想要主宰自己的命运，还想主宰整个生活，包括出现在她们生活中的男人，她们有了标准，希望那些爱上她们的男人能够以她们需要的方式或者喜欢的方式爱上她们。而这比单纯的主宰自己的命运要难多了。

       就像“亚瑟王”故事里说的，当女人希望主宰自己命运的时候，她只需要爱上一个值得爱的男人，这个男人给她自由给她信任给她爱给她一切她想要的东西以后，她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了；但是当她想要主宰生活的时候，她就没有办法再靠“恩赐”，她必须付出努力、代价，甚至是艰苦的努力，甚至是巨大的代价，她才有希望主宰生活。比如说一位芭蕾舞演员，她热爱舞台，那是她的选择，她就希望那样生活，既然这样，就谁也帮不了她，她只好让鞋子一次一次把脚磨破，否则，她没有办法主宰她的舞台，即使一千个男人宠爱她，允许她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挥金如土，给她把舞台灯光全弄成世界一流，但站在舞台上的必须是她自己，她必须踮起自己的脚尖。所以，当女人想要主宰生活的时候，生活对于她来说，就不是找一个好男人那么简单，她必须为之忍受痛苦，否则她永远无法享受在人生的舞台上踮起脚尖翩翩起舞……

转载《心理月刊》

   “你说，一个人挣多少钱才够？”一个朋友问我。
   “如果你想在北京四环以里拥有一个三居室，在郊区拥有一个别墅；如果你想有一辆好车；如果你想让孩子上双语幼儿园，如果你想每年带全家出国旅行一次……”
朋友打断了我：“那，500万都不够！”
    于是，他开始为自己如何挣到500万以上而焦虑，因为他认为只有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准，才能算是“成功人士”。
不到30年的时间，中国“成功人士”的价码翻了几番。有意思的是，和当年的“万元户”比起来，今天拥有百万家产的人要焦虑得多。当年的“万元户”多是农民和个体户，有文化的人虽然对“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耿耿于怀，但还能以自己有学识而自傲。到了现在，有文化也好，没文化也好，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多，可仍然感到自己“穷”的人却并不见减少。
    所以，阿兰·德波顿的《身份的焦虑》出版并译介到中国，可谓正逢其时。他在中文版序言中说：“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
    所谓的“身份焦虑”，是指我们对自己地位的担忧。作者认为它是一种现代心理病，因为在以出身决定地位和财富的等级社会里，“成功”和个人的才智与努力关系不大。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人，即使有向上爬的愿望也很难实现。恰恰是讲究机会均等的民主社会，为人创造了改变命运的可能，“成功”便与个人才智及努力挂上了钩。这也就使得没有获得“成功”（通常被财富多少而标定）的人，很容易在自己和他人眼中被看成是“不优秀”的。他所要承受的，也许不是缺衣少食，而是被人忽略、遭人白眼、自惭形秽之类精神层面上的痛苦。
    中国社会远远没有发展到机会均等的阶段，但我们对于身份的焦虑却决不比西方差，在很多方面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我们有着源远流长的势利文化。从“看人下菜碟”到特权车横冲直撞，势利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如果“势利”也有指数的话，中国社会的“势利指数”恐怕在世界上会名列前茅。我们喜欢指责别国这歧视那歧视，其实中国人对有权有钱有名人的趋炎附势、对“低”自己一等人的鄙夷轻蔑欺侮迫害，可以说深入骨髓，无处不在，说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都不为过。随便翻开一本中国的文学作品，几乎都能找到势利的影子。王朔在《致女儿书》自序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比较关心谁比谁”，可见中国人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格外地敏感。
在阿兰·德波顿看来，人们对身份的在意，其实是为了满足内心对“爱”的渴求。“获得他人的爱就是让我们感到自己被关注——注意到我们的出现，记住我们的名字，倾听我们的意见，宽宥我们的过失，照顾我们的需求。因为这一切，我们快乐地活着。”
    千百年来，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中国人被关注和尊重的需求一直处于极端的饥渴之中。由于这些需求无法通过健康的渠道满足，因此贬低他人和显示自己成了克服身份焦虑的两大手段。现在全世界的奢侈品都到中国来找销路，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中国人的身份焦虑：必须靠外在的东西让自己获得优越感。就如作者所说：“人们追求奢华，与其是出于贪欲，倒不如说是源于一种情感上挥之不去的心结。”
    人是否可以摆脱身份的焦虑？是否可以不用贬低他人和显示自己来克服身份的焦虑？德波顿不是心理治疗家，但通过他开阔的视野，你会发现人类早已做出了种种努力。这些努力包括历代哲学家的探索，包括艺术家们通过创作（小说、绘画、悲剧、漫画）对势利进行的解构，包括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也包括宗教的作用和人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如波希米亚）。
    如果你想不被身份的焦虑所困，就会发现资源无所不在。当然，这需要你想！

斯美塔那生平简介
        贝多伊齐·斯美塔那 Bedoich Smetana (1824-1884), 捷克著名的民族乐派作曲家。四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后又学钢琴， 八岁开始作曲。1848年亲身参加反抗异族压迫、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 流亡国外期间，仍时刻想着祖国。回国后以领导捷克民族音乐事业为己任，坚持从事音乐社会活动， 组织筹建民族剧院，创办“艺术家协会”，举办普及音乐会，亲任指挥，发表音乐评论等等，而且 从未停止过创作，尤其是在捷克民族歌剧方面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如反映民间生活、富于幽默感的 《被出卖的新嫁娘》；取材于反封建历史故事、充满英雄气概的《达里波》；以民间传统为题材、 歌颂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的《里布舍》等。1874年不幸两耳全聋，内心极度痛苦，仍以难以置信的毅力继续从事创作。一些著名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如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带有自传性质的弦乐四重奏 《我的生活》以及后几部歌剧，都是在耳聋以后创作的。被誉为“捷克民族音乐的奠基人”、 “新捷克音乐之父”、“捷克的格林卡”。
         斯美塔那和贝多芬有着类似的经历——失聪，但他的耳聋比贝多芬还要痛苦不堪。 斯美塔那年过半百之时，开始感到有种刺耳的尖锐声音回荡在脑际，不久以后双耳完全失聪。 与贝多芬不同，他的全聋并没有为自己带来安宁，而是为他带来日夜不休的噪音困扰，据他自己描述， 就如同永远置身于一个喧嚣的大瀑布之下一般。这一病症后来终于引发了精神病，斯美塔那也因此 住进了疯人院。可就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他不但没有间断音乐创作，而且不断创作出精品。他一生中最精彩的一些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几乎全是在他耳聋之后创作的，像交响诗《我的祖国》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