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梁思成活着……

　　位于小山村的老屋由于采石场的逼近，被大弟弟以一万元卖给了采石场。随后他在相距一两里的大山村建了新房，暑期回乡时我就住进他的新房。新房当然新，外墙贴了一层白色的装饰性瓷片，齐整整白莹莹的，墙中间加了两条宝石蓝色瓷带，直溜溜蓝瓦瓦的，如精装书的腰封。房顶两面斜坡覆以黄瓦，黄灿灿光闪闪的。大弟特意告诉他这瓦和别人家的不同，是琉璃瓦。仔细看去，果然同北京故宫的琉璃瓦无异。屋脊正中为二龙戏珠造型，两端各立一排飞禽走兽，栩栩如生，虎虎生威，就差没有飞檐翘角了。窗扇是塑钢的，白色，很高档，开合无声无息。出声的只有纱窗，咔一声拉下来，咔一声缩上去。玻璃是双层密封的，明亮的简直像没玻璃。院子很大，平展展一地青砂，若长满绿草，基本可踢足球。院子南端是类似四合院的前门房，正中间是门洞，横拉式镂花铁门，可供四轮车出入。四周是一人高的红砖院墙，上面居然拉着很锋利的铁丝网。此乃新房之外观。再看看里面。外面看四大间，里面各一分为二，为八间，间间比我城里的厅还大。地上铺的是釉色极好的乳黄色大块地板砖，门扇和门框仅次于城里大款的装修标准。壁灯，吊灯、台灯一样不少。电视机、电冰箱和窗台等处摆了好多盆塑料花，姹紫嫣红，极为艳丽。还有几盆肥嫩嫩绿生生的芦荟（这是真的）。总之一切都超出我的想像，加之弟弟正以期待的目光跟在后面，我连说“好，好，很好很好！”

　　是很好，哪里不好呢？比原先的草顶土墙老屋好多了，基本现代化了。然而说实话，我不太中意。不中意的，恰恰是它的现代化。房间里面倒也罢了，问题主要出在外观。我问大弟外墙瓷片不能换个颜色吗？比如鼠灰色土红色的。大弟说这里人一门心思喜欢白色的，白色多好啊，白白净净！果不其然，在村里转了几圈，发现大凡新房子都是白瓷片外墙、白塑钢窗框，确实白白净净。可我总觉得不大对头。你想，在到处是牛粪的土路旁和柴草垛旁忽然立起一座白得晃眼睛的白建筑物，看着能舒服吗？夏天倒也罢了，毕竟有绿树和青纱帐遮掩，而到了落木萧萧的冬天——东北的冬天又长达半年——若不下雪，黑土地，白房子，黑白分明；下雪则白成一片，唯有琉璃瓦金光闪闪。也许你说那多赏心悦目啊，我却觉得别扭。去县城赶集，路上发现有的村庄修了很平很宽的水泥路，路灯足有四五层楼高，极傲慢地俯视着趴在水泥路旁极猥琐的泥土房——想必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了。这同样让我觉得别扭，让我怅然若失。

　　我们已经失去了城市。原先有地方特色、有历史文化特色的老建筑几乎全被“现代化”钢筋混凝土怪物取而代之。广州市和兰州市没什么两样，吉林市和桂林市没什么区别，海口张家口彼此彼此，镇江牡丹江孪生兄弟——走到哪里都是同样的街道、同样的广场、同样的楼宇、同样的商业街，甚至商业街的彩色地砖的花纹都如出一辙。家乡的县城也不例外。小时候还去过亲戚住的大四合院，青砖青瓦，上下对开木窗，下面一整块玻璃，上面小方格糊着窗纸，院里是残缺的方形地砖，院墙爬着葫芦花。现在呢？现在开发成了住宅小区，一排排样式嚣张的商品楼，临街一长溜店铺：涮羊肉、练歌厅、美容馆、洗头房、足浴中心、按摩中心……花花绿绿，吵吵嚷嚷，乱烘烘，油腻腻，脏兮兮。恶俗！

　　城市已经失去，现在又开始失去乡村。省城向京城看齐，县城向省城看齐，乡镇向县城看齐。乡村成了城市的附庸，成了异化的城市。传统农舍样式正在化为老照片上的风景。城市多样性失去了，乡村多样性又在失去。到处变得同样不伦不类，同样不土不洋，同样不城不乡。城市恶俗，乡村恶俗！

　　或许你要问，你弟弟住白瓷墙黄琉璃瓦的房子不是蛮好吗？难道你想让他住回原来的老屋不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想说的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传统民居样式和现代居住条件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呢？为什么要眼睁睁看着赖以寄托乡情的田园风光受到破坏呢？我们失去的还少吗？我们还要失去什么、还能失去什么呢？

　　这使我想起了梁思成。梁思成认为建筑是一种造型美术，是文化的记录，是凝固的史诗。假如梁思成活着，他一定会像当年保护老北京城墙那样城乡到处奔走呼号甚至痛哭流涕，一定会使我们的建筑变成含有“中国质素”的美术和文化作品，而不会容忍其变成花哨的混凝土，变成扎眼的白瓷片，变成恶俗的符号和隐喻。

“人大还想管党？”

　　不知幸与不幸，本市一把手下台了，“双规”、“双开”、移交司法机关。下台的原因，据报道主要是其本人或伙同情妇贪污受贿数百万元，生活极端腐化。

　　说起来，敝人移民本市也有七八年光景了，作为总算把脑袋浮出水面的知识层市民，当一把手在台上时，竟无缘直接目睹其高端风采，加之教务冗忙，多年来似乎一次也不曾真切感受到一把手在本市的存在，更没认真思索过这一存在的内涵。不料在其“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等专属定冠词不再成天价在眼前在耳畔在头顶闹腾之后，花前月下，漫步之间，思维竟时而在此公身上流连不去。

　　所以如此，却是因了偶然得来的三个小小的“花絮”。

　　一个发生在他刚“出事”没几天的时候。其时去市府大楼参加一个专业审议委员会的会议，中午一起吃饭，席间自然谈起“出事”的他出了什么事。谈到一件具体事，我旁边坐的一位退下来的市人大副主任说曾就此提过意见，结果那位前市委书记反唇相讥：“怎么？人大还想管党？”我听了，遂问这位可尊敬的老领导：“党不是也要在人大制定的法律框架内活动吗？”老领导一脸诧异：“你这位教授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因在饭桌上，谁都没再就此研讨，我也把这话楂儿晾在一边，转而研讨杯中的青啤是生啤还是鲜啤。可是在事情过去很久的现在，“人大还想管党？”这句豪言壮语却忽然粘贴在我的脑际，让我自己问自己：人大大还是党大？在“出事”的前书记眼里，当然是党大，他就是党。“人大还想管党？”——无非是说人大管党简直是天方夜谭。

　　还一个“花絮”是他下台前的。我对一位搞媒体的朋友抱怨说如今的媒体不是政绩工程等“宏大叙事”就是某女子昨夜生下的三胞胎一出生就会叫妈这样的坊间奇闻，就不能搞点上档次的？对方辩曰何尝不想顺乎民心揭露点什么，来点监督力度，可领导不欢喜啊——俞正声当书记的时候就鼓励舆论监督，可现在的书记不欢喜嘛！喏喏，你看这书记权有多大，他一个人不欢喜（仅仅是不欢喜！），媒体就得歌功颂德和满街跑着去找一出生就会叫娘的婴儿来维持发行量。说怪也不怪，因为主管媒体的市委宣传部长在书记领导之下，岂敢让所管媒体做书记大人不欢喜的事？以此类推，主管公检法的政法委书记和主管党内纪律的纪委书记俱是此公部下，如何能以下犯上绳之以法纪？而如此这般，公检法还有何中立可言？纪检还有何公正可言？舆论还有何良知可言？以美国总统之威英国女王之尊日本天皇之贵，都不敢对哪怕一家小报应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指手划脚，当年克林顿还不是眼睁睁看着他和莱温斯基的绯闻闹得热火朝天？而我们这边只消地方书记一人的一个不欢喜表示，媒体就不得不噤若寒蝉。说到底，连最高立法机关人大都其奈彼何，而况其他！

　　写到这里，耳边不由响起若干年前他在本市人大当选市长之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某何德何能，承蒙人大信任，竟敢担此要职……”，其神情之真诚、用词之温婉、声调之恳切，闻者为之动容。时间再往前推，一位朋友告诉我，当年这位前大人物刚从小学教员调任某县任宣传干事不久，我这位在市府机关工作的朋友下乡调查，“宣传干事”热情得无以复加，在烈日下屁颠屁颠带路奔波好几个小时……。烈日风尘土路，一何谦也；“承蒙人大信任”，一何恭也；不欢喜舆论监督，一何傲也；“人大还敢管党”，一何狂也！如此把偶然得来的几片“花絮”偶然粘贴在一起，却也活生生“下载”出此公并不偶然的嘴脸，最后合成一个并不偶然的结论：这位曾经的书记权力实在太大了，在这座拥有数百万之众的城市，谁都休想管他，谁都在他管下——朕即天下，朕即人大媒体公检法……！

　　此番幸亏京师高层火眼金睛铁面重拳，方使得此公由一把手沦为阶下囚，足见中央无比英明，幸甚至哉，万民同庆。可是转念一想，相比之下，建立一套不至于使一把手一人独大的制度恐怕是更要紧的。否则，纵然由清白懦弱如我者取而代之，也难免不重蹈故辙——除了“伙同情妇”——但愿纯属杞人忧天。

钞 票 是 纸 做 的 吗

　　父母刚来青岛那阵子，每次一起去大超市，二老的目光往往在收款台那里滞留良久。记得一次父亲对我说：钱在这里就像不是钱似的，你看，男女老少全都排队争着抢着递给人家，是怕人家过期不收呢还是怕钞票烫了自个儿的手？这话说得其实颇有文学感觉。我这才刻意看那收款台。但见收款员像翻看不愿意看的英语课本一样哗啦啦没好气地数着钞票，收款机（或识伪钞机）如同印刷机印报纸一般迫不及待地刷刷吐着钞票。于是寻常场景顿时变得令人深思起来。显然，这里反复诉说着同一主题：钱是什么？钱是钞票，钞票又是什么？钞票就是纸片……

　　是的，钱是纸做的，不是纸片还能是什么。而这一客观事实又确实成了城里一部分人的主观感觉。看那不大的手推车，装满了，少则一两百元多则五六百元，如此一车车排起来连连交款，钞票看上去是不像钱而像纸片。难怪父亲有那样的目光、那样的言说、那样的感慨。

　　我知道，对于父母，钞票绝对是钱而非纸片。就拿一起逛超市来说吧，每当我捡起稍微贵一点点的食品放进篮子的时候，父亲就连声说“算了算了算了”，甚至愠怒地扭头走开。原因当然不是他不喜欢吃——世上哪有不喜欢吃好吃的呢——而是怕我们花钱。用二老的话说，“你又不是印钞机，要半夜‘吐’多少个字才能换出一张钞票啊！”我解释说反正会换成钞票，钞票就是要花，花了才是自己的，何况我的钞票又不都是吐字换来的。但任凭我怎么解释都没用，这方面二老、尤其父亲固执得简直匪夷所思，简直叫人气恼。也不光对我的钱，对他自己的钱也是如此。不是我背后说家父的坏话，对于钞票，父亲可以说是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大体仅次于我刚刚接到样书或刊发自己某篇论文的“权威刊物”样刊的情形。

　　偶尔我会思考父亲何以对钞票有那般坚不可摧的认识和那般深不可及的“感情”。父亲固然是乡下人，可并非地道的农民。他长期在公社（如今的乡或镇）当基层干部，还当过几年中学校长，因此是有退休金的。多是不多，但百元钞每月还是有那么几张的。况且他也没有多少花钱之处。在青岛住，一切由我这边包了，回老家住，又由我在城里工作的弟弟全包。然而他偏偏疼爱钞票，不但自己舍不得花，还舍不得我们花，包括舍不得我们为他花。何以如此呢？思来想去，惟一的答案是过去几十年熬过的苦日子让他养成的节俭习惯。习惯会演变成天性，而天性是不可能改变更不可能被说服的。

　　如果普天之下仅我家二老如此这般也就罢了，问题是我越来越发觉类似情况在老一代人（我姑且不算老一代）身上相当常见。例如我的两位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父辈亲戚，退休金加起来两人每月差不多两千元，但同样节俭得匪夷所思：蚊帐不知用了多少年，补了又补；水龙头滴水都舍不得花钱请人修，就用水桶在下面接着；吃的也能省便省，一天菜钱常常不超过十元。还有两位城里已退休的亲戚也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竟至到了苛待自己的地步，仿佛自己是天底下最不值得爱惜的人。相反，在子女以至孙女身上却又显得大手大脚，或为儿子交首期购房款，或为孙女买名牌钢琴……。换言之，同样的钞票，用于自己本身是钱，用于自己的子孙又好像成了纸片。

　　情况无疑很严重，因为对自己的过度节俭已开始损害父辈们的健康，也就是说节俭已突破了底线。情况无论如何应该得到纠正。同时我也知道，这怕是纠正不过来的，他们执意要苦着自己——这是多么令人不忍而又无奈的事态啊！他们为什么不懂“钱花了才是自己的”这个并不深奥的道理呢？或者，他们是因为懂这个道理才那么节俭的也未可知。这怪谁呢？怪钞票？同样的钞票，对一部分人是钱，对另一部分人可能是纸。即使对同一部分人、同一个人，也可能在某种情况下是钱，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是纸……

那一刻让我内疚

　　黄昏时分。学校后门。新生报到的日子。我见一个男孩正拎着行李东望西望，一副想问人又怯怯不敢问的样子，就主动问他要去哪里。他停住脚步，胸一挺，以皖南味儿口音一字一板地朗朗回答：“中国××大学！”那声音、那眼神、那嘴角充满了自豪感和幸福感。旁边一个像是他妹妹的扎小辫的瘦瘦的女孩儿以无限景仰的目光向上望着他的脸，应该是他父母的一身乡下打扮的中年人局促地搓着手，但显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欣喜和得意。我转身望着走进校园的男孩不高的背影，望着他标准的蓝长裤和发黄的白衬衣，望着夕晖中四人急切切的脚步，忽然间，我感到一阵内疚。

　　我调来这所大学已经八年了。八年时间里，自己从未那么自豪地、也从未听别人那么自豪地说出这六字校名。对于搞文科的老师，这个工科校名甚至让我们觉得有些狼狈和委屈。而对那个男孩来说，这六个音节竟那么让他自豪、让他向往、让他欢畅。可问题是，这座校园、这座校园里的我这样的老师能对得起那个乡下男孩的自豪吗？

　　他进校园往里走不了几步，迎接他的就是“移动”通讯、“恒安”集团的大幅广告，就是“康师傅”就是“娃哈哈”就是“爱视”眼镜……。走近教学楼前的“新生报到处”，他会看见一长溜奔驰宝马别克奥迪桑塔纳，甚至有停错地方的警车。他当然分不清是公车还是私车，不明白警车开来这里干什么……。

　　在那男孩的心目中，大学老师理应是知识和学问的化身，是灵魂的塑造者和领路人。然而我和我的同行眼下在干什么呢？至少这个暑假我没完整看一本书，没完整写一篇论文，没完整构思一个教学方案，没完整做一件像样的事。那么我在干什么呢？我在“迎评”——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翻箱倒柜，让过去一两年所有已封存的试卷、所有已存档的毕业论文倾巢而出，教研室诺大的房间无论桌椅还是地板抑或窗台全都摆满了这些劳什子，十几个老师就好像手工作坊的学徒工一盒盒清点，一卷卷查阅，一页页过目。在试卷每一道题的“阅卷人”栏目里确认或填写名字，然后复核每一道题的得分和总分并查看“复核人”的名字是否漏添。即使算错0.5分也要改正并加盖印章。毕业论文就更要命了，例如某月某日第几周老师指导了什么学生改进了什么效果又是什么，每次都要有老师签名、学生签名，如此核对或填写六至八次。更好笑的是还要在这仅在本学院流通的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内页——尽管封面已然写得一清二楚——再次填写姓名、工作单位、职称、专业方向等等，就差没填写婚否和服兵役情况了。倘若这种种操作哪怕熬个通宵一次性搞定倒还好，实际却是零敲碎打。上午一个电话下午一个通知今天一个伊妹儿明天一个短信，传唤个没完没了。刚从教研室屁颠屁颠回来，又要从宿舍屁颠屁颠赶去。教师的尊严、时间的尊严、职业的神圣感和荣誉感就在这屁颠屁颠之间、在这“学徒工”的简单重复性手工操作中磨损殆尽。也许有人问你这个教授的个性呢？是啊，作为我也自以为算是有个性的了。有个性又能怎么样？个性可以使我少参加一次全院大会甚至政治学习，可是“迎评”我敢不乖乖参加吗？哪怕再有个性我也得顾全大局——被校长院长批评事小，万一因为我的疏漏而影响学校的评估分数，进而影响学校的等级和全校教职工的待遇，我将何颜立于讲台立于校园立于人世？！

　　到头来吃亏的当然是学生。当那个男孩坐在教室上课的时候，他看到的很可能是老师疲惫而无奈的面容，是高度程序化、规范化、数字化的授课流程，是精细而工整的纸质教案、电子教案以至多媒体演示。这些自然是评估带来的成果和好处。然而老师那鲜活生动神采飞扬的表情呢？那随机生发横逸斜出的才思呢？那绝尘而去单骑千里的学术个性和人格魅力呢？这些关乎灵魂的因子会在屁颠屁颠之中得到激发和升华吗？

　　我反正对那个男孩感到内疚，那一刻让我内疚。

灵魂的锚地

　　说起来很有些对不住城市——住在城市，承蒙城市关照，却始终喜欢不来城市，感觉上就像一个绝情的男人。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是因为她不漂亮吗？不，她已经由粗眉愣眼的女郎变成顾盼生辉的少妇了；是因为她不优雅吗？不，她已经悄悄除却花哩虎哨的恶俗，渐渐变得举止得体仪态万方了；说她不安静吗？不，她已不再坐在呼啸而去的摩托后座，而开始学开潜水艇一般沉稳的高档轿车了……。然而我偏偏不喜欢她。我可以把肢体妥妥帖帖安顿在城里某个工致的公寓套间，安顿在昆明湖畔安顿在上海外滩安顿在青岛海滨，而灵魂却总是那么焦虑那么凄惶那么忧伤——它不属于城市，它请求放逐，它想叛逃！

　　叛逃？逃去哪里？

　　逃去乡间，逃去原野，逃去山林。十几天的故乡之行，让我明白了灵魂的朝向和锚地。

　　清晨，我走过邻院爬满牵牛花的木篱，走过点缀着凤仙花的瓜园，走过探出南瓜花和海棠果的土院墙，沿着玉米棵拥裹的田间小道，蹚过一条清亮亮的小溪，走进当年打柴的南山树林。山路依稀，一侧是人工林，笔直的松树亭亭玉立，树下是毛茸茸的细草和软绵绵的落叶，视线可以投得很远很远，或者不如说视线被松林无限牵往远处。空旷，疏朗，深邃，整齐，单一而不单调。路的另一侧是原生林，多是苍郁的柞木和鲜绿的桦树，横逸斜出，重重叠叠。树下是榛棵等灌木丛，相依相偎，蓬蓬勃勃，有一种同松林成反比的错综繁复之美。走着走着，豁然闪出一大片开阔的斜坡，蒿草葱茏，了无树影。坡顶稳稳托出蓝得近乎透明的天穹，纤细的蒿枝拽出一缕洁白的云絮。我爬上斜坡，找一棵老柞树坐下。远处，群山绵延，郁郁葱葱；近处，蝴蝶翩跹，蜻蜒盘旋；远近之间，松林直刺云天，如快剑迎风，杂木林则如巨人胳膊上的肌肉块簇拥着隆起。清风徐来，树梢飒然作响，山鸟飞过，鸣声啁啾悦耳。一切那么平和，那么悠然，那么安谧。肢体放松了，而更放松的是灵魂。它开始同肉身融为一体，同周遭景物合而为一，不再挣扎，不再逃离，不再孤独，如一个乖顺的孩子漾出羞赧而怡适的笑意。

　　日暮时分，我绕过房后一棵浓荫匝地的歪脖子柳树和数株钻天的白杨，踏着长有马莲草和车前子的垅头向北走去。走过两大垛干枯的玉米秸，就是老河道了。小时候，我曾和弟弟在这里捞小鱼、洗澡、打狗刨，后来因人工改流，这里只剩下宽宽窄窄的河滩和大大小小的水洼。水洼上漂着一层绿油油的浮萍，四周长满茂密的三棱草和香蒲草。香蒲草结棒了，一二尺长，深褐色，如加长巧克力雪糕，随风摇晃，极具夏日风情。脚前不时有青蛙跳进水中。我在水洼边席地坐下。周围一簇簇开着各色野花：细密的白色水芹花，疏落的浅蓝色山菊花，长蔓上成串的紫花，小刺猬般带刺的红花。还有毛茸茸结籽的蒲公英，拿在手里一吹，无数小伞轻盈盈慢悠悠随风飘移……。忽然，水洼深处响起了蛙鸣。始而一只，继而无数只一齐奏响。在这别无声籁的黄昏，听起来格外响亮。有多少年没有听到蛙鸣了呢？蓦然回头，通红通红的夕阳正往西山坠去，无数镶着金边的晚霞迤逦在遥远的天际。我在哪里？我的灵魂在哪里？在多彩的野花间，在飘飞的蒲公英，在雄壮的蛙鸣中，在绚丽的晚霞里……。显然，灵魂已在此安顿，在此抛锚。

　　入夜，我搬一把椅子在院里坐了。正是玉霞生凉时分，四下湿润润凉丝丝的。透过眼前一排足够威风的向日葵，可以隐约看见两三垅西红柿、茄子和青椒，看见一架架豆角和黄瓜。再往前就是庄稼地了。几乎全是玉米，一马平川，片片相连，朝东西两侧平展展铺陈开去，上方时断时续地浮着一层乳白色的雾霭。而南面数里之外便是高低起伏的山峦了。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座叫马鞍山的最高的山。一如其名，它在黛蓝色的天幕上勾勒出马鞍形状的剪影。不知不觉地，一轮泛黄的银白色的硕大月轮从马鞍顶端明晃晃闪出脸来，天地间顿时一派澄明，恍若置身于巨大的水晶宫之中。当月轮爬越柳梢的时候，但见垂柳婀娜的弧线在夜风中静静撩拨着皎洁的光盘——动与静、光与影、曲与直，结合得那般神奇，那般和谐，那般优美，那般肃穆。

　　如此这般，我不由得询问自己：我还能把灵魂带回城里吗？

肥猪肉：曾经的幸福符号

　　猪年过去三分之二了。也是因为猪肉贵了，成了话题，所以想谈谈猪。猪，古人亦称“豚”（tún）或“豕(shǐ)，倭文至今仍用“豕”。作为一种家畜，猪是不是与人相处得最早，没加考证我不敢断定，但至少与人关系最密切，最“铁”。你看，“家”字下面分明是一头猪（豕）。无猪不成家，有家必有猪。也难怪，中国基本是大陆国家，属农耕民牧，不能像岛国倭人那样脱得只剩一块兜档布下海捕鱼捞虾，也没条件像欧罗巴人那样整天骑马哭着喊着追杀野牛或被野牛追杀。对于古代中国人，鱼是和熊掌一般珍贵的高档食物，断难兼得；牛是用来耕田的，随便杀牛大概是要进监狱的（牢）。因此，猪几乎是身体所需蛋白质的惟一来源。可以说，猪对于中华民族的世代延续委实居功至伟。

　　然而，不知何故，无论古人今人都对猪嗤之以鼻，吃着猪还骂猪。《三国志》说曹操征讨孙权时，见孙权阵势“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如今就更不用说了，以猪构成的骂人话足可车载斗量：蠢猪、笨猪、懒猪、脏猪、贪猪、馋猪、睡得像死猪、胖得像肥猪、丑得像母猪、野得像公猪……。猪的最好形象算是猪八戒了。虽然喜欢背后打小报告、好占小便宜、意志不坚定、又懒又馋，还好色，有机会就调戏妇女，动不动就摔耙子想回高老庄当女婿，但终究憨态可掬，也还不失正义感和同情心，几次劝师傅别当真开除猴哥，别老念该死的紧箍咒。

　　我所以为猪打抱不平，说实话，也是因为我个人和我们家曾靠猪活命。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父亲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把原本为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我们一家除了他本人的其余七口都转为农村户口，吃粮从生产队领，每年初冬打场后集中领一次。玉米高梁谷子等毛粮每人三四百斤，七口人两三千斤，共需两三百元钱。如今两三百元甚至不够在外面吃一顿饭，但当时是一个壮劳力苦干一年的收入。我家在生产队没劳力，远在百里之外工作的父亲月薪四十七元五，每月能交给母亲二十五元就谢天谢地了。母亲没工作，上学小孩的学费，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都靠这二十五元，到年底死活也攒不够口粮款。交不出款就领不出口粮。但毕竟不好眼看我们一家活活饿死，生产队就把口粮转去离家十里外的粮站由我们一点点凑钱一点点领。但这样做最大的问题是几乎全是高梁玉米，没有谷子大豆等“细粮”。当时两个妹妹都很小，断奶后主要靠谷子碾成的小米熬粥喝活命，没有谷子是不得了的事。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粮食都要从生产队领。为此母亲只好养猪。年初买个猪崽，养到年底二百斤左右，用来替生产队交“官猪”（当时上边指定生产队每年必须上交若干头猪给国家），每斤七、八毛钱，这样可得一百五六十元，加上平时攒的，可勉强领回口粮。于是猪成了我们家的命根子，在母亲眼里，猪的地位仅次于我们兄妹六人。养猪是个苦活。我们放学后就挎着大筐漫山遍野采猪吃的野菜，采回后母亲用大锅加糠煮了喂猪。猪呼呼噜噜不抬头吃个不停自然好，而一旦吃几口就扭头走了，母亲就急得吃不下饭。一家人的视线在猪身上扫来扫去，时时估算有多少斤了可换多少钱，还差多少够口粮款。这样，年年养猪，年年杀不起年猪。每到年底，大人小孩站在院里眼巴巴看着生产队长派人把猪活活拖走（那场景甚至叫我想起语文课本里的地主周扒皮），一次我瞥见母亲眼角挂着很大一颗泪花。不过准确说来，我们是杀过一次年猪的。记得是一头花猪，不很大。母亲一咬牙决定杀一次猪给我们解解馋。杀猪时我们不敢看，等猪肉加酸菜快煮好时，我们兄妹六人就围半圈站在锅前像猪吃食一样大口小口呼吸锅里冒出的香气，幸福极了，激动极了。终于，端起碗把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肥猪肉一口放进嘴里了。刹那间，香得我和弟弟差点儿晕倒，差点儿抱着脑袋在地上打滚。那真是天旋地转的香，刻骨铭心的香，撕心裂肺的香。人生的所有快乐所有美梦都比不过口里的一块肉，一块猪肉，一块肥猪肉！然而，肥嫩嫩香喷喷的肥猪肉只管够吃了这一次。母亲很快把肥猪肉、好猪肉卖了。卖了换口粮。那时肥猪肉值钱。纯肥肉部位即膘的厚度以手指宽度计：二指膘、三指膘、四指膘。最肥的叫一巴掌膘，最贵。这样，剩下来的，主要是猪头、猪脚、猪杂等“边脚料”了。有点肥肉也炸油了（文革期间每月才四两大豆油，煮菜主要靠猪油）。

　　在此猪年旧话重提，当然不是因为怀念那个年月，也不是因为现在多么想吃肥猪肉，只是想说肥猪肉曾经那么好吃，不要骂猪，至少今年不要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