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些，我深知我的母校的可贵。我也曾在西方读书和讲学，到过不少第一流学府，也很喜欢它们，但我心里仍然保有清华的形象，不怕拿清华同它们相比。因为知道，在多灾多难的中国现代史上，我的母校尽到了一所大学应起的作用：培养爱国的、学识精湛的专门家，在中国的革命和复兴里立下了功劳。

　　卓越，就是不满足于一般地做好。清华的师生中，不少人达到本门学问的顶峰。打开任何一本中国名人录，无论文史哲政经法律科学技术哪一门，都有大量清华人站在成就的最前沿。卓越也意味着不囿于中国旧说或西方新论，而能突破界限，实现新探索新综合。闻一多先生如此，华罗庚先生如此，著作不辍的钱钟书先生也如此。清华多的是现代型的学者，即精研本业之外，又通晓中国和世界文化实况;不仅知中，还懂外，因懂而又了解其真正长处与弊病，从而更珍惜中国本身的优点。金岳霖先生是深知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人，并且是研究各种思维形式的思想美学家，但他又早就看清西方文化的迷失，称之为“类似盛装待发而无约会可赴”;后来他真诚地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突然的转向，而是早就有了前因的。

　　说起清华人，我怀念我的老师们。大学一年级，俞平伯、余冠英两先生教我国文，一位教读本，一位教作文，都亲切而严格。有一次余冠英先生指出我把爬山虎写成紫荆的错误，但又要我多写几篇给他看。二年级，贺麟老师教我西洋哲学史，见了我长达百页的英文读书报告不仅不皱眉，反而在班上表扬我；正是在他的指导之下，我读了不少古希腊哲学家著作的英译，真有发现新星球似的喜悦。温德老师在工字厅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打开许多画册让我们传阅，幽默地然而严格地区分画的优劣。

　　在昆明读书和教书的8年里，可以说没有一天不想念北方的故土。1946年夏我从昆明带着妻儿重新回到了清华园，虽然校舍残破，校园荒芜，但有陈岱孙先生领导一批员工在进行大规模的复校工作，不久就在北方的灿烂秋阳中重新上课，清华人意兴之豪，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