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邀请了四五位美国人来家做客。除一名硕士，其他都是博士，不是教授就是副教授。

请客还讲究职称学历？势利不势利呵？

关键这对我要说的事和以下转载的文章有点关系。

他们要玩牌，我好容易找出一副，说：我们来打咱小时候经常玩的24 pints 如何？ 他们不知24点为何物，客随主便地说OK。国人都知道，24点就是将四张牌上的数字用加减乘除的方法算到24分即可。很容易，但关键是要快，快到有时四张牌一亮出，就已算出，玩起来很紧张很刺激。

美国教授博士们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我开始还保持着紧张状态，半分钟后就没劲了：没有一次是他们先算出的！经常还能较快地算出来的经济学教授说，你熟悉24的打法，换21分算，显得十分的精明。结果还是他们把我手里的牌全都输到他们手里去了。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算不出时，我以我们的方式告诉他们如何计算，如，将5和5放一起，将8和7放一块，表示25减1等于24，或，将9和3放一块，将2和4放一块，表示3乘8等于24。记得其中一位三十来岁的博士副教授，一脸困惑，盯着那几张牌，怎么也想不透是怎么得出24分的。本想一步一步算给他看，没好意思，就让他觉得挺难的吧。他们说，你是教授，肯定数学特好。天！我对数字的迟钝在同事之间是有名的。

那时十来岁的儿子在一边窃笑，怕他感觉太好放松学习，美国人走后告诉他，他们的教育强调语言能力的培养和创造力的培养，你看，他们在学术上都很有点成就，为人处事又是那么成功，那位经济学教授还有自己的公司。事实的确如此。我也相信，他们除数学心算以外的学识和理性不会让他们成为下面文章中所说的次贷危机的受害者。

下面这篇文章告诉我们，缺乏基本计算能力是要给自己的经济生活惹麻烦的。文章很幽默，很讽刺，可能会让人国人感觉良好。但是，我觉得数学能力一直很牛的中国人还没有牛到可以预见美国走下坡路的时候，毕竟国力的强弱不仅仅建立在数学能力之上，中国人和犹太人之所以有那么强的计算能力，这与他们较艰苦的生存环境不无关系。

 美国目前的经济衰退是中小学数学教育失误惹的祸

                              (Lao Tan)

美国目前的经济衰退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已经实际发生。造成此次经济衰退的三个主要因素是次贷危机、信用危机与伊拉克战争。究其根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从平民百姓至美国总统的中小学数学教育出了问题; 即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过不了关。美国有大约25%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人，数学也是一塔糊涂。非数学专业的大学生不用计算器计算不了分数与小数点两位以上的乘、除法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更不要说那75% 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山姆大叔与大婶.这里先说一个我经历的小故事。 有一周末，闲来无事, 便去逛车库贱卖摊(garage sale), 卖主是一幢很象样房子的主人。 我挑选了10个小物件, 每件0.75元, 成交后我给卖主7.5元, 可卖主不接受我的计算, 要自己计算。 我告诉他： 10乘 0.75 = 7.5, 他则要按他的方法。他一下拿两件放在一边, 口中念着1.5元, 再拿两件归在一起算3元, 再拿两件算4.5元。 我则嫌他的办法太啰唆, 把他分开了的东西又拢在一起要按我的算法。这样推来攘去, 惹脑了主人, 他生气的大声说“你有你的算法, 我有我的算法”(You have your way, I have my way)。 我无言以对, 就让他两件、两件的去抓,可是抓来抓去把他自己也给抓糊涂了， 最后10件东西只收了我4.5元。离开时，我心里在犯嘀咕，象他这样抓来抓去的算帐， 他这房子要不给银行抓去才怪。 果不其然， 过不多久， 再路过此地时，这幢房子已经打出了贱卖（on sale）的招牌。受这一波次贷危机冲击的绝大部分是象这样有帐算不清的主。前几年，在当时经济大环境看好的情况下，受到房屋建造商, 次贷公司的鼓惑： “不要首期, 每月只要交付1,000美元左右, 就可已搬进价值20万的房子, 30年后, 这房子就完全属于自己所有”。 多么美妙的计划， 只要有一份普通工作，就可以实现美国梦。其实这是房屋建造商, 银行和次贷公司联合起来误导没有学好中小学数学的山姆大叔与大婶们，让这些数学盲去钻火圈, 他们好获取烤出来的油。 数学盲只看到了1,000元/月这样一个数目, 没有想到这一数目后面的黑幕。这个数目是债权人利用贷款浮动利息精心设计出来的, 让这群数学盲暂时有支付能力, 等你吃进房子后2-3年, 贷款的利息将大幅度的上浮, 假如利息上浮4%, 20万的房子每月你就得多付600元, 再加上诸如汽车贷款、健康保险、日常支出等，收支就达不到平衡，数学盲们从来就算不清眼前的帐，更不用说去算3年以后贷款利息变化的帐。就象木偶一样被债权人牵着在齐鼻深的水中挣扎， 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屏住呼吸， 一个浪头打来，就有灭顶之灾。 据估计， 美国至少有200万户这样的糊涂虫在这一轮次贷危机中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家。华人的中小学数学教育要明显优于美国人，我们的祖训是“吃不穷，穿不穷，盘算不清一世穷”。在美国的华人买房子都要经过精心计祘，没有一定的保险系数是不敢去趟这混水的。 所以这一轮次贷危机, 华人几乎不受波及。信用危机的实质与次贷危机如出一辙, 信用卡公司算计的就是那些数学盲口袋里的钱。信用卡公司抛出的概念非常吸引顾客: 凭你的信用, 可以先用我的钱, 在一定的时间内你将钱还回来, 利息我分文不取, 算我白借给你。 如果所有的信用卡持有者都象受过良好中小学数学教育的华人, 犹太人一样, 每月付清信用卡的帐单, 那, 美国的信用卡公司早就关门大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了30年, 中国的信用卡行业一直气若游丝, 不能发展壮大。因为在一个普遍都精于计算的社会里, 信用卡行业无大利可图。信用卡行业赚钱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借贷者不能在归定的时间将预支的钱还回去。信用卡公司除了要你支付高额利息外(20% 左右)还要处以超期罚款, 大部分的数学盲都是落入了信用卡公司的这一陷阱不能自拔。 当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有一份工作, 就会有数以十计的信用卡公司给你寄来信用卡并提供了所谓的优惠, 你每月用了他的钱, 你不必按月全部归还, 你只要按月支付所谓的“最低偿还” (minimal payment) 表示你的信用就行了。 有的信用卡公司只收取1% 的“最低偿还”, 就是你一个月借用了信用卡公司2,000元, 这个月你只要偿还信用卡公司20元, 信用卡公司就与你相安无事， 并且皆大欢喜。信用卡公司没有说明的是，它要从你欠它的1,980元(2,000-20=1,980)中抽取20%左右的利息. 数学盲们还认为是天上掉馅饼, 用2,000元只要还20元。 所以就 “嚓、嚓、嚓、嚓” 一个劲刷卡，一卡刷满再刷另一卡，其中又以山姆大婶更为厉害。数学盲们根本就不会计算信用卡公司这种“利滚利”，“驴打滚的利息”，他们每月偿还给信用卡公司的钱，只是他们所借本金利息的利息的利息。几年下来，突然发现为自己为自己挖了一个跳不出来的大坑，已经是资不抵制债了。到了如此地步,大叔、大婶们只好如我国“凤阳民歌”所唱：“大户人家换小房,小户人家卖住房，我家没有住房卖，开着破车跑四方， 郎你个懒，郎你个懒，郎你个懒你个懒你个懒”。一旦把信用卡借贷者逼到了这一步，大叔、大婶们的最后一招就是宣布破产, 赖帐了。信用卡公司也只有哑吧吃黄莲， 不旦是利息连本钱也收不回来， 如此则导至信用危机。诚然如上所述，次贷危机、信用危机是由于山姆大叔与大婶们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过不了关, 盲目消费引发的; 而危机的加速则是由于放贷人的贪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借贷方与放贷方不是和谐共生、双赢的关系，而是鱼与钓鱼人的关系，钓鱼人先以鱼饵（买房无首期， 贷款低利息，信用卡“最低月偿还”）引鱼咬钩，一旦你吞下了鱼饵，很少有鱼能逃脱被整条拿去的命运。 在美国与中国都有钓鱼经验的朋友知道，美国的鱼要比中国的鱼好钓， 在美国假鱼饵甚至空钩都能钓上鱼来， 中国鱼哪怕露出一点点钩尖都不会咬钓。原因是幸存的中国鱼大部分是从钩尖上逃得了性命的。当池中有鱼时，钓鱼者蜂拥而来，将池中大大小小的鱼整碗端去， 明年则池中无鱼，钓鱼者也只有歇业。所以，数学盲的借贷人与贪婪的放贷人都是这波次贷危机与信用危机的始作俑者也是终受害者。我们再来看一看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是由耶鲁大学毕业的C等生布什为首的一群人发起的一场陪本买卖。他们只会计算加法而不会计算减法。 首先，他们用加法计算出当美军进入巴格达时，伊拉克人民会象久旱的禾苗盼雨淋一样怀抱鲜花，手举美国国旗，列队欢迎美军。而这一幕没有出现，欢迎美军的是冷枪子弹与路边炸弹。原因是他们没有用减法计算所有的占领者都是不受欢迎的。明眼人都知道，布什打伊拉克是冲着石油去的，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战后用伊拉克石油赚的钱来还美国打伊拉克花费的美元, 而且，从今以后，还可以从美国控制的伊拉克得到廉价的石油。 既推翻了萨达娒又能赚钱, 多好的买卖! 这也是只算加法不算减法得出来的结果。 我们来给布什补一下减法, 计算一下这笔买卖。 伊战将耗费美国1万亿美元, 伊拉克目前用于出口的原油约每天1.8-2百万桶, 即使按战后原油飙升的高价每桶100美元计算, 伊拉克人民不吃不喝, 用全部出口的原油来还美国的帐也要整整15年才能还清。 不说这样的事不会发生, 即使发生, 美国还亏了15年的巨额利息, 更不用说美国在伊拉克还丢掉了4千多条年轻的生命以及还要花大价钱照顾3万多伤残的士兵一辈子。再说一说廉价的石油, 耶鲁大学毕业的C等生布什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伊战前原油为30元一桶, 给他一打, 一桶原油被打成了100多美元。今天，伊拉克乱民烧了一坐炼油厂，明天游击队袭击了一条输油管，能有廉价的原油吗？原油价格的飙升受害的是老百姓, 伊战前1加仑汽油为1.4元, 现在已接近4元, 美国人民已怨声载道。随着美国的经济衰退, 美元的贬值, 美国的国际地位也开始降级。横行了半个多世纪，牛皮烘烘的“山姆大叔”(Uncle Sam) 现在已降级为灰头土脸的“布什小舅子”(Bush Brother-in-Law), 如果不加强中小学数学教育, 用不了多久, 就要变成人见人欺的“美国龟孙子”(American Son of the Turtle)了，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一直想读留法学生李恒的演讲原文,今天在沪江法语网上读到了。其中一段是：On invite rarement les chinois à s'exprimer dans la presse, quand il y en a, c'est souvent le mettre sur la place de l'accusé, avec un nombre beaucoup plus important de magistrats. （媒体很少邀请中国人在节目中阐述他们的观点，即使有也是把他放在被告的位置上，而另一方的则是在数量上几倍于他的"法官"。）

这让我想起在去年美国期间看到的一则电视采访节目。被采访者是一位美籍伊拉克人，主持人是纯粹的美国白人。让我不能理解也十分吃惊的是，整个的访谈过程，那位白人主持就没让被采访者完整地说完一句话，不断地无礼地打断那位显然想为自己的国家说几句话的、态度温和的而且带点卑谦的伊拉克人。而白人主持却一直是盛气凌人，双目喷着敌意和鄙视。我一面很佩服这位伊拉克人的胆量，一面很同情他无力反击的处境。也许他本以为，被邀请上节目，是西方舆论民主自由给他的说话机会吧。

也许，正如李恒所说，从一开始，他就被作为代表邪恶的一方放在了被告席上。而那位主持人很可能以为自己在主持和捍卫着正义。

在教授跨文化交际学这门课程的过程中，认识到，人们很容易有民族中心主义（enthnocentricism）的倾向，这是一种CQ(文化智商)还需提高的表现。这个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国民，都需要改善自己的CQ，对异文化要去理解和包容，如果与之相遇，要去调整和适应，切不可以本民族文化为标准去看待和评论异文化，那样，即使不是故意的，也会有民族中心主义之嫌，一不小心，就成了种族主义。当今世界，谁也不愿意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

如果有人故意将这些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道德和政治化，以获得其他什么利益，以避免“种族主义”之嫌，那就需要象李恒这样的人站出来说说话了。

据说，许多法国人支持和赞赏李恒，法国媒体的调子也开始对中国示好了。这说明，我们要争取说话的机会，这也说明，不同文化之间还是缺乏沟通。

沟通了才会有理解，理解了才会有包容，包容了才会有真正的和谐。

李恒的演讲也是在特定的情况下的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

从武汉出差回来几天了，那座城市的气息仍萦绕脑际，挥之不去，昨夜竟然入梦。

首先是城区的沸腾喧嚣，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敲打着耳鼓，空气中飞扬的细尘铺面而来，侵入鼻肺，晚上回旅馆时感觉风尘仆仆；出租车在机动车、自行车和行人中穿梭疾驶，那势不可挡激流勇进的场面，让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第一大都市、习惯了喧嚣和拥挤的人也不能不为之动容，时不时克制不住地发出惊呼。

与此形成强烈反比的是东湖区的清新和静谧。由于时间有限，只是坐车观赏了东湖的景色。虽不能说是水天相连，但也称得上一望无际，带点西湖的秀美，更有其壮观和大气。正值樱花开放的季节，樱花园里绿树青草油菜黄花衬托着满树嫣红缤纷的樱花，如此灿烂绚丽，两位同行男士禁不住在花从中留影。 没带相机，随手手机拍了几张。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人们曾经如此形容湖北人的凶悍。但是，我们一行三人的共识是，武汉人不但有大都市人的大气，在喧嚣中，他们还保持着态度温和，彬彬有礼。校园里的同事自不必说，宾馆，饭店的服务人员当然要和气生财，最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出租司机。我们多次乘坐出租，司机都说着让我感到亲切有趣的湖北普通话。虽然也象上海街道那样，经常险象环生，危机四伏，我们没有听见一个口吐秽语，不象上海的一些司机，一边在破口大骂不守交通规则的司机或行人，接着就自己干起自己所诅咒的事情。武汉的司机似乎 守着‘我行，你也行’的默契。

外祖父曾在东湖边置地建宅，养育了母亲和我的姨妈舅舅们。他们曾经在东湖边嬉戏，在东湖水中游泳，如今他们之间交流使用的是湖北方言，我还有不少表堂姨舅生活在武汉。这次武汉之行让我找回了半个湖北人的感觉，就像在上海，对这座城市也有了喜欢和不满的双重评判。

三月六日，多年前的一个学生发来彩信，是她亲手插的花，附带着一句：祝女人节快乐。花是蓝紫色的，非常美丽，可能这透着女人气息的美丽让我一时犯了糊涂，回信问：有女人节吗？我怎么没过过？学生回复道：是三八妇女节，哈哈。恍然大悟之余，觉得自己有点傻。仔细分析自己当时的反应，好像对自己从没过过女人节除了好奇，还有点遗憾。如果她说的是三八妇女节快乐，估计不会有那一丝遗憾。

三八妇女节带有些社会政治含义，它由妇女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和尊严以及权利而产生，女人节则可能是获得了这些东西的女人的创造，在创造和使用这个词语时，她们注重的更多的是作为女人的自豪，享受着身为女性的感觉。三八妇女节因其社会历史背景是一种呼唤，呼唤社会的关注和关心，女人节则更适合女人之间的问候和祝福。也有女学生发来短信，祝节日愉快，但不会说祝三八妇女节愉快；而祝女人节愉快说起来比较顺嘴，听起来也很是温馨。

我的确希望有那么一个没有社会政治色彩的纯粹的女人节，然而，面对现实，我却不希望用女人节的温馨和自我陶醉来麻痹自己，模糊视线：我的女学生们在求职时以各种方式受到性别歧视，有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因为你是女的呀，好像那是个合理得再也不能合理的不能录用的理由。

这种性别歧视的语言和行为在有些国家是可以被起诉的，是会受到法律惩罚的，而在我们这里却与妇女节的庆典和宣传并存而不遭谴责，说的人理直气壮，听的人无可奈何。有人会说，在那些国家，妇女的地位不一定高呵，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对如此的性别歧视如此冷漠，妇女的地位会随着妇女节的热闹程度的上升而不断下降。

也许有点危言耸听，但愿所有的中国妇女都希望将三八妇女节改为女人节，享受身为女人的感觉和自豪。

这学期又教授“跨文化交际学”，备课时在网上无意中搜到下面的文章。图表是一位德国人的作品，点评出于同胞之手，他似乎在语气上对自己的文化颇有点微词。其实任何事情都看你从什么角度去说，不过图表中所揭示的文化差异的确存在，看后让人忍俊不禁。

      点评：中国人在表达个人观点时，总喜欢拐弯抹角。“是”时不说“是”，却说“不是”。“不是”时不说“不是”，却总说“是”。看官不如仔细想想自己生活中发生的实际状况。并且，最有趣的是，一个中国人如果像那老外那样直来直去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的话（如上图所示），则会被认为“没有城府”，属于“直肠子”，是要吃亏的。事实上，中国人的处事哲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话到嘴边留半句”。因此，在老外眼中来看，中国人表达意思时，总令他们费解。而中国人的这种文化传承，对所谓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来说，很有好处：可能自己没什么水平，却可以整天装深沉，装X，话说一半就停，结果很大程度上，让人感到此人水平真是了得！

2、生活方式


      点评：中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热闹，生活方式在老外眼中看来，就是如图所示，永远喜欢有人陪，永远不喜欢独处。而且，认为一个人总是独处，那这个人可可怜了。老外却正好相反，他们总喜欢独来独往。假如有人总是没有任何目的地，只为陪而陪地过去陪他们的话，那会让他们感到自己的个人空间受到了侵害。此外关键是，他们在独来独往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人山人海地相处时得到的同样的快乐，甚至更多。

3、准时



      点评：老外（主要是欧美西方人？）对于时间观念十分强。而汉语里关于时间方面的词句，最发达的就是：差不多，还行，基本上那时间吧，等等。如果与人相约的话，很多中国人最习惯的说法就是：上午吧，下午吧，晚上吧，等等。至于具体几时，则要根据两人对时间的感觉而定。如果与老外相约，则老外必定会加上一句，上午几点？下午几点？晚上几点？等等。“不准时”以及“没有时间观念”，几乎可以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了。

4、人际关系



      点评：看到右边这幅画，我不禁哑然失笑。可不是吗？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关系”。过去叫“关系”，现在有人玩新词，不再叫什么“关系”了，改称“人脉”。叫什么也不能改变其本质特征。正如“第三者”的女人，旧称“破鞋”，现在叫“第三者”一样，尽管换了称呼，意思还是一样。很多老外到了中国之后，也染上找“关系”的毛病，不停地在国人面前玩namedropping(吹牛X)，说自己认识认识某某等，以表示自己在中国的“人脉”很好，“关系”很多。看来，这种习惯像流感，传染性极强。

5、表达愤怒方式



      点评：这两种方式是典型的中外不同方式。老外是我行我素，有怒就发，有话就讲。从这一点来看，老外至少在心理健康方面，比中国人略胜一筹。而中国人从小就被告知，要有涵养，要戒急用忍。什么叫有“涵养”？什么叫“戒急用忍”呢？就是内心愤怒到了极点，脸上最好不要表现出来。要乐呵呵地，最好不动声色，那才叫高人。如果有可能，可以与人讲道理。没道理也不能把一切愤怒都表现在脸上。如果像那外那样，内心的喜怒哀乐都摆在脸上，则显得此人，还是那句话，特不成熟，特没有城府，那是要吃亏的。其实，很多很多中国人的内心世界，都充满着仇恨，却不能发泄。于是，在博客风靡网上时代里，就会发现有太多太多的人（包括有精神病和没精神病的），统统以“新浪网友”的狰狞面目，破口大骂，撒野开怀。发泄呗。看不见么，对不对。如果是与人见了面还会是那样吗？正如我在文章开篇时所说，一定要装相。也就是右上面这幅画所表示的那样吧。呵呵。

6、排队


      点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表面化的现象吧。其实，我们中国人就喜欢热闹啊，对不对？大家挤作一团，才对么。并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活在一起，不是一件乐事吗？老外啊，怎么那么自私，一个一个地，都像个幽灵似的，谁都远离彼此。没劲！排队？排什么队？几千年来也没有排队习惯，用文皱皱的话说，根本就没有那基因，让我们突然之间在21世纪排队，这分明是要我们中国人的命么！另外，不排队也有好处，可以混水摸鱼地提前把想要的东西弄到手。晚了，就没有了啊。

7、自我

      点评：老外也真是的。我们中国人这么多人，平日里也没有什么乐趣，怎么还不兴趁着周日到外面去凑凑什么热闹吗？要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是害怕寂寞的民族，是不喜欢单独行动的民族，是最讲究团结的民族啊。此外，他有没有看过“黄金周”的盛况呢？右边的图中显示出来的稠密程度，显然不够。

9、聚会：



      点评：老外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过春节了，也永远闹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话里的“团圆”代表着多么深厚的文化意涵。说他们没文化，我举双手赞成。而他们却永远是在我们过团团圆圆的节日聚会时，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感受一下什么“生命的意义”去了。看看那巨大的“圆”，这不正是一个最好的中国文化“图腾”吗？我们中国人要什么？不就是要个团圆么！傻X老外，永远也弄不明白中国文化之精髓。

TO BE CONTINUED

大学同学从美国通过邮件发过来一篇当地媒体关于中国77年高考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

A pent-up reservoir of talent and ambition was released as 5.7 million people took the two-day exam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1977, in what may have been the most competitive scholastic tes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4.7 percent of test-takers who won admission to universities — 273,000 people — became known as the class of ’77, widely regarded in China as the best and brightest of their time. By comparison, 58 percent of the nine million exam-takers in 2007 won admission to universities, as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have greatly expanded.
   同学说没想到我们属于那幸运的4.7％呵！

今天在网上读到下面这篇纪念高考恢复三十周年的真实故事，更加感到我们是多么幸运的一群。要知道，在那当年落榜的95.3％的人群中，有多少人像文章中的“小瑛子”那样与高考擦身而过，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小瑛子的故事 - 纪念文革后恢复高考三十周年         2008-02-11 10:53:30

春节的欢庆会上，南加州知青协会出版了他们的第十期会刊，里面全文登载了我的文章《小瑛子的故事》，大家说，吃着大鱼大肉，嚼着美味佳肴，想着小瑛子的故事，心里真是别有一份说不出的滋味啊。大家都是当年的知青，我们感叹命运的蹉跎，人生的起伏，更会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珍惜大家在一起的好日子。让我们为无数的小瑛子们祝福，祝他们过上好日子，有个新生活。仅以此文献给我当年高考落榜的同伴们。

（一）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一眨眼竟然过去了整整三十个年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三十年前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们七八个知识青年迎风冒雪，星夜赶路，翻山赶考的情景…… 

那是1977年的冬天，天格外的冷。在我们青年点当中，有一个瘦小俊俏的女孩子叫小瑛子。小瑛子自幼聪颖，在学校时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她的家境不好，父亲是个搬运工人，有一次从七八米高的跳板上摔下来造成了下肢瘫痪，常年只能躺在床上。她妈妈从街道上拿一些纸盒子回家做，赚一些钱，一家人的生活非常艰苦。为了能让她的哥哥留在城里照顾家，十五岁的小瑛子自己申请提前下了乡。一年，两年，已经整整三年了，同时下乡的很多同学都已经通过走关系或者送礼离开了农村，只有可怜的小瑛子无依无靠，她家里没钱又没有关系，只好继续留在村里干活。别看她的个子小，可干农活又快又好，从不惜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真是一点都不假，知青点的生活艰苦，别人生不着火的煤她能生着，别人点个火要好多柴火，可是小瑛子用三块劈柴就能把煤点燃。每次轮到小瑛子做饭准是个改善伙食的日子。同样的开销，小瑛子能把素菜变成荤菜，同样的粮食，小瑛子能把馒头蒸得大大的，把贴饼子做得香香的。知青点的每一个人都把小瑛子看成是自己的小妹妹，艰苦生活中的开心果。                                          

高考的消息像一阵春风让苦闷已久的小瑛子的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她相信自己的能力，大家也都坚信凭小瑛子的实力，这回一定能考上大学回城，回城照顾她瘫在床上的爸爸，和受苦受难的妈妈。高考的前一天我们收工回到住地吃完晚饭已经很晚了，这时天下起了雪，我们几个参加高考的知青怕夜长梦多，决定立刻下山奔往四十里以外的公社考场。 

我们出门一看，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因为风大雪大，我们几个人拿起一条长绳子，在每个人的身上打一个结，把大家拴在一起，手挽着手，毅然地出了门。北方冬天的夜晚，寒冷刺骨，狂风呼叫，巴掌大的雪片子迎面扑来，硬往脖子里和袖子里灌，一会儿就把人打个透心儿凉。出村不久我就发现小瑛子走路一拐一拐的，上前一看才发现小瑛子因为白天干活没有雨鞋所以她的棉鞋都是湿的，她也没有手套，所以很快地就冻得手脚冰凉麻木了，我赶忙脱下自己的手套逼着小瑛子带上，又拿一块干布包在她那冻僵的脚上。四十里的山路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常常是一个人摔倒，就会带倒一大片，爬起来又摔倒，但是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掉队，更没有人退缩。因为我们都知道参加高考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怀里揣着这个希望，就像有一颗扑不灭的火种在我们的心中燃烧，在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格外的坚强。  

我们翻过了铺满大石块的山丘，走过了收获完了的高粱地，一会儿沿着崎岖的小路，一会儿越过砂石铺成的土路。一座又一座的大山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我个子大，身体好，都感到了极度的疲劳和饥饿，再看看小瑛子，帽子早就摔没了，平日里挺有神的两只大眼睛也失去了光芒，瘦瘦的小脸上是青一块紫一块，弱小的身体一步三晃像是风一吹就能摔倒似的。刚出村时还能听到小瑛子爽朗的笑声，不断地给大家鼓劲儿，到后来她也只有靠着那根绳子拉着走了。就这样，我们几个人，凭着年轻人的活力，借着充满希望的意志，艰难地走完了那四十里山路，于佛晓时分进了公社大院，来到了考试的小学校。 

没有人戴手表，也不知道是几点钟了，一群累瘫了的年轻人在经过长途跋涉的极度疲劳和到达考场的高度兴奋后很快就倒在学校门口的水泥地上昏昏地睡过去了。其实这最后的半里多地是我们跑着过来的。当时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身上的棉袄棉裤都湿了。开始因为兴奋而不觉得什么，可是睡下以后，湿漉漉的全身立刻转为冰凉，当我们早上被喧闹的人声吵醒时，才发现每个人全身上下都盖满了雪，身体也已经连着衣服被冻僵了。 

当我们排起队准备入场参加考试的时候， 才发现一声不吭的小瑛子病倒了。一路的连奔带跑，一夜的风雪交加，饥寒交迫，使这个年小体弱但意志坚强，斗志旺盛的小姑娘再也支撑不住了。她紧闭着双眼，脸色发青，浑身烧得发烫，身体像打摆子一样颤抖，却死也不肯去医院。我们几个人扶着她坚持了一会儿，就在要走进考场的那一瞬间，小瑛子晕倒了。大家慌作一团不知所措，考场的医生立刻叫来了救护车，准备把她送往医院。小瑛子醒来后双腿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两只手死死地扣住教室的门框不放，两行泪水滚滚而下。 

为了让队里同意她参加这次高考，她每天专检重活干，别人休息她不休息，别人每顿吃八两，她只吃三两，别人回家还可以改善一下伙食，要一些零花钱，可是小瑛子她没有后援，她一切只能靠自己。为了参加这次大学考试，小瑛子她拼了。她怎能就这样放弃掉她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回城机会呢？就在工作人员将小瑛子带离考场时，这个坚强的姑娘发出了一声惨叫。那绝望的哭声惊天动地，直窜云霄，至今都还回荡在我的耳边。那惨叫声仿佛是在向世界控诉她凄惨的遭遇和向人们诉说她无奈的人生，那凄厉的哭泣声又好像是她在向命运妥协，像是她在告诉我们----她认命了！那惨白的面容仿佛预示着她那悲惨的人生已经开始，更使我终生难忘。小瑛子后来病情加重，从大叶性肺炎到类风湿性心脏病，全身浮肿，几近瘫痪，因白血球太低又引起了病毒感染，九死一生。她最终也没有上成大学，病退后在一家街道餐馆工作，现在已经下岗在家了。 

小瑛子走后，我象死去后又回到人间一样，悲愤交加，感慨万分， 一时竟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 疯狂之中我一把抓起钢笔狠狠地扎进了自己的胳膊，鲜血喷了出来而我却没有一点知觉。仰天长叹我问自己：为什么人生的道路竟是这样的艰难，有时候不管你是如何努力地拼搏也不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知识青年当中有多少个小瑛子被毁掉了原本应当是美好的人生 ，又有多少个小瑛子痛不欲生， 揉着哭红的双眼， 抹着擦也擦不完的泪水。我慢慢地打开试卷，一行醒目的作文题赫然出现在眼前----“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面对考卷，我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事要写了。目睹着六十多岁的老队长在雨中带领社员群众抢收高粱，最后积劳成疾，累死在地头；眼瞧着车把式为了保护队里的大青马不被砸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滑下山坡的大石头，而吐血受伤；几个女知青为了能给队里省钱，在烈日骄阳下不戴面具连续喷洒农药导致中毒性休克；小瑛子她为了参加高考所付出的一切……在这张即将决定我后半生命运的考卷上，我毫不犹豫，奋笔疾书， 一气呵成。在作文的结尾我这样写道：过去的一年是我战天斗地的一年，是我摔打成长成熟的一年，但是我希望也是我当知青的最后一年。知识青年真正战斗的地方是在学校，知识才是真正的力量。几十万年轻人留在农村是不能改变中国现状的，只有用知识的力量，才能避免老队长累死在地头，才能让车把式不必用身体去挡石头，才能使那些无辜的女孩子不在地里中毒，才能让无数的小瑛子不必几乎搭上自己的性命去争取幸福…… 

苍天有眼，大地有知，我终于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的名校，后来又留学到了美国。三十年来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村里的乡亲们，没有忘记过一起插队的知青同伴们，更没有忘记小瑛子。我把这个故事一遍又一遍的讲给我上大学的儿子和女儿，讲给很多人，就是要告诉人们，也告诉自己：我们不能忘本。那几乎毁掉整整一代人的命运、那曾经用鲜血染红的历史，不能再重演。 

…… ……  

（二） 

三十年一晃就过去了。今年深秋时分，强烈的思念驱使我回到北京去看望小瑛子，这片被掩藏在超豪华公寓巨厦阴影后边的几座平房，如同纽约麦哈顿的摩天大厦后面就是满目疮痍的贫民窟一样，这里没有阳光，破旧拥挤，臭气熏天。虽然我事先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还是被见到的破烂不堪所震惊。侧着身子垫着脚踩着地上的几块半拉砖头跳了三跳，又穿过低矮的小房，我好不容易才在朋友的带领下进到了小瑛子的家门。小瑛子的爸爸早已经过世，她的妈妈坐在床上接待了我。这次见面，我才知道了什么叫“苍老体弱”，差点我就脱口而出叫她 “老奶奶” 了。小瑛子妈妈的气色到还是不错，她拉着我的手一阵子问寒问暖，说，“小瑛子开办了自己的买卖，每天忙得很呢。”  

在离家不太远的北京火车站我找到了小瑛子的买卖摊位。一辆又大又旧的平板车上装满了几百个大大的天津麻花。小瑛子身穿一件褪了色的红秋衣外加一件大黑棉袄，她胸前有几个破洞和一块块的油渍，腰间系着一块围裙正忙着吆喝生意。 只见她那当年瘦小透红的脸颊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张紫铜大脸，几道刀刻般的皱纹深深地嵌在额头，瘦弱的身体如今倒是变得十分结实强壮，花白的头发似乎刚刚染过，显出了当下时兴的颜色。 要不是事先知道，我绝对不敢想象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小瑛子。  

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过路的人潮川流不息。麻花东西虽好，分量足味道香，但是由于看上去不大卫生不够档次，很少有人问津，只是偶尔有几个外地的民工停下来买几个当干粮。我知道小瑛子每天在这里做生意，最大的困难不是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也不是刮风下雨造成的损失和地痞流氓的捣乱，她最大的麻烦是那些个工商局的“大盖帽”，每次“大盖帽”一来，做小买卖的人群就一哄而散。小瑛子的作动只要稍慢一步，那结果就往往是一车大麻花被洗劫一空----全部没收了。  

不知怎的，我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我退却了。我不敢走上前去见小瑛子， 甚至不敢过去和她打个招呼。我怕惊到这个还不满五十岁的女人，我更怕因为我的到来而打乱小瑛子她艰辛而平静的生活。站得远远地，我给小瑛子拍了一张照片。我知道会有人不满意她的形象，小瑛子确实不是什么影艺明星，她只是我们身边的一位实实在在的普通劳动者呀。我请随同前往的朋友上前买了一百个大麻花， 看着小瑛子忙活的那股高兴劲，我的心里得到了一丝安慰。  

当天晚上我在去外地的途中接到了小瑛子打来的电话。很显然她已经知道我去看过她了。电话里小瑛子抽泣地说到：“奥哥，我早该猜到那是你， 谁没事买一百个大麻花干什么呀？”隔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谢谢你的帮助！我是不能和你们相比了。我这一辈子好像是一直都走在当年我们一起奔考大学那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我咬着牙不断地告诉自己要挺住，可是我翻过了一座山，又是一座山，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一样……”  

我这人在关键时刻被刀子剜肉都不流泪，可是就怕女人哭。 正想着怎么安慰安慰她，电话那边的小瑛子倒安慰起我来了：“奥哥，别担心我，眼见着日子就有奔头了，我们那里的拆迁工程已经开始，我们家给落实了一个三室一厅的单元房子，连那个做饭的六平方米的小厨房还给算了一间呢，奥运会完了就搬。”电话那边传来了小瑛子爽朗的笑声。  

    “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大家吗？”隔着电话，我突然激动地大声喊道。小瑛子的话音突然没有了，停了一会儿，只听见她大声而又坚定地说道：“告诉那些正在读书的后生和姑娘们，要好好地读书！你们都是些有能力，有前途的人，我祝福你们！” 我的眼眶子又一次湿润了，眼泪在打转。小瑛子的生活那么艰难， 可她还在关心着年青的一代，关注着众多的朋友，这世界怎么这么不公平啊？ ！ 

“对了，奥哥，我忘记告诉你了，我的女儿今年刚刚考上了大学， 这丫头挺争气，就在我们那间夏天漏雨，冬不挡风的小屋里高分考上了大学，真是圆了我的梦啊！她可是我们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呀！”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此时我却怎么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噼里啪啦地撒落了一地。我为小瑛子的女儿高兴，更为小瑛子高兴，这可是一个最普通的中国人等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梦呀！挂上了电话，我在想，虽然我从未见过她的女儿，可是我相信她一定是个好姑娘！因为她身上流着她妈妈的血，蕴含着她妈妈心底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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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学同学从美国发来的文章：

January 6, 2008

1977 Exam Opened Escape Route Into China’s Elite

By DAVID LAGUE

BEIJING — In the autumn of 1977, as relative calm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the decade-long chao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 Ping was laboring in the countryside where she had been sent, like millions of other young people from the cities, to learn from the peasants.
For two years Ms. An, an army general’s daughter, fed pigs and chickens and tended crops on a commune outside Beijing, while living in unheated dormitories and going hungry.
Though Mao had died the year before, and the radical Gang of Four, who had direct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 name, were in custody, there was little sign that Ms. An and other “sent down” urban youths would be allowed to return home.
“For the first time I felt life was not worth it,” said Ms. An, who was 19 then. “If you had asked me to go on living this kind of life, I would rather die.”
Then, in late October 1977, village authorities relayed the news that China would hold its first nationwid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since 1965, shortly before academic pursuits were subordinated to political struggle. In acknowledgment of more than a decade of missed opportunity, candidates ranging in age from 13 to 37 were allowed to take the exam.
For Ms. An and a whole generation consigned to the countryside, it was the first chance to escape what seemed like a life sentence of tedium and hardship. A pent-up reservoir of talent and ambition was released as 5.7 million people took the two-day exam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1977, in what may have been the most competitive scholastic tes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4.7 percent of test-takers who won admission to universities — 273,000 people — became known as the class of ’77, widely regarded in China as the best and brightest of their time. By comparison, 58 percent of the nine million exam-takers in 2007 won admission to universities, as educ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