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体制

毒奶粉事件发生到现在，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是不是体制的问题？是，这绝对是体制的问题。
从SARS到现在的毒奶，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先瞒、瞒不了骗、骗不了就承认一部分，然后撤几个官员了事，最后宣传包装成一件功劳。
如果这次毒奶粉是传染病毒，估计全球都得死伤惨重——可谁能保证下一次不是病毒呢？

是的，如果我们有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有选择及罢免政府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强大且独立的媒体，如果我们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这样的体制才能保护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体制？没有。
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说出那句话：这是体制的问题。李长江下了，不过换个张长江。什锦八宝饭馊了，不过上碗平强汤。
所以，算了吧。

可是，且慢，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
我们得有所作为。
这作为不是鼓吹暴力，不是以暴易暴。暴力只会带来一个更坏的体制。
这作为不是希望他人去牺牲，牺牲永远只是个人选项，一个人永远没有资格去鼓动他人牺牲。
这作为是忍耐地慢慢做一件事。
让李长江辞职，这是体制进了一小步；张长江还不行，让张长江辞职，这又是体制进了一小步。他换一个，我们盯一个，最后就是质检体制的进步。
他不让我们在媒体里说，我们网络上说；他不让我们在网络上说，我们在嘴上说；我们不停地议论，嘲讽他的谎言，最后就是言论体制的进步。
那些拒不认错的企业，那些强词夺理的企业，我们记住它们的名字，永不消费它们的产品，最后就是企业文化的进步。
我们呼吁杨佳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接下来，我们呼吁田文华或者李长江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最后就是法制的进步。
并不需要牺牲，并不需要成为意见领袖，并不需要多么大的权力，只要你有选择权，你就能让体制变坏，或者变好。

我们能改良体制，我们能选择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体制就变了。
“这都是体制的问题”，不要用这么重的虚拟铁锤砸掉你的自信，砸掉他人的信心。
你说“算了，没用的”，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

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

1、李长江局长下台并不是党和政府的功劳，他早应该下台了，已经拖得太迟。去年以来，从国内到国际，中国食品安全危机，此起彼伏，李长江一律以阴谋论应对，靠煽动极端民族情绪来维持，他不专业、不负责、脸上写着“置若罔闻、麻木不仁”八个字。一直要到中国父母死孩子，退无可退，才发现我们质检局长主要是负责把质量搞坏。

2、官员问责制并不是党和政府的功劳，那是监督官员的常规手段。

3、失职官员免职、辞职也不是党和政府的功劳，这样的官员依旧呆在位置上，那原来是党和政府的过错。以孟学农为例，SARS辞职并没有让他戒惧恐惧，在山西任上反而失职溃坝——这足以说明那些辞职的官员是多么不以为然，党和政府从心里觉得他们没做错什么，怜惜得很。

4、所以只有民众与媒体的问责成为常态，无能或腐败官员的免职、辞职成为常态，党和政府才是一个稍稍正常一点的执政者。就算让你过度，辞职的可以再用一次，可像孟学农这样，辞职辞两次，可能党和政府也不好意思再次用吧？

5、奶粉应该合格，婴儿不能谋杀，无能的官员应该尽快下台，犯罪的官员与企业主应该交付司法，应该追究事件的每一个责任人，这一切，都是执政的党和政府应该做的，世界上没有任何执政者敢因此表扬自己。

6、当然，中国的执政者可能会因此表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