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享誉世界的杂交稻之父，袁隆平做出的贡献功可盖世。尤其是在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解决吃饭问题是最大问题，没有什么能比填饱肚子意义更重大。如果袁隆平在刚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时，只想着能赚多少钱，靠什么样的方法可使自己致富，能成为多少身价的富翁，那他就不是袁隆平了，也没必要去研究杂交水稻了，而是去做更赚钱的生意。

袁隆平的身价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温家宝总理曾给予他极高评价，说他“做出的贡献，不仅有利中国，而且有利世界”。

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历时数年，吃了数不尽的苦，受了说不完的累，他找到的天然雄性不育株，加快了研究杂交水稻进程，成为发现雄性不育株的中国第一人。如果袁隆平没有更高更远的追求，他已有的收入足可让他快乐、富足地度过一生。大家看到哪个亿万富翁会在农田里摸爬滚打，有几个亿万富翁不图享受而去找苦吃？一个只把金钱放在第一位，没理想，没追求的人，不可能为了科研吃苦受累；一个只为了追逐金钱而活着的人，是低级和庸俗的。

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的科研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的科研成果杂交水稻曾被诬为“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的“三不稻”，袁隆平顶着压力，用铁的事实推翻了“三不稻”怪论，证明杂交水稻既高产又优质。以袁隆平的科研成果，他评选院士当之无愧，然而，1991年和1992年，他连续两次落选，直到1995年，袁隆平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许多人为袁隆平没有当选院士愤愤不平时，袁隆平却毫不介意，他认为给国家做出贡献才是重要的。如果袁隆平只是为了金钱而科研、而奋斗，就缺少了动力与活力。

作者：黄朝峰

围棋大师聂卫平在央视录制《艺术人生》时大打瞌睡，其视频和照片传到网上后，引起热议。面对记者的询问，聂卫平承认：“我是打瞌睡了，很正常啊。”“我要对中央台抗议，太不人性了。”至于自己是否应该就此事道歉，聂卫平称：“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我瞌睡来了就要睡。”（5月25日 广州日报）

　　央视艺术人生是功成名就者展示自我的舞台，能参加央视艺术人生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人都是牛人。诸多牛人视之为荣耀，所以“早上4点多就被叫起来了，7点刚过就开始录节目，一直录到下午，起码持续了七八个小时”，他们都能坚持下来，毫无怨言。

　　唯有棋圣聂卫平敢在镜头下坦然瞌睡，面对质疑从容应对，实话实说，其率性而活的风格可见一斑。聂卫平的率性举动已经成为他的典型特征：奥运会之前的晚会酣然入睡，枪手写博客，奥运会期间炮轰郎平执教美国，指责国足不争气，直言最爱湖人称火箭是垃圾等等。不率性的聂卫平就不是聂卫平。

　　对于我们来讲聂卫平是名人，但他认为自己只是一名围棋选手，只是一个普通人，也吃饭睡觉，拉屎拉尿。因为他是名人，所以被邀请参加各式各样的公益活动。他没有因为处被万众瞩目，处在摄像头前，闪光灯下就带上面具，就矫揉造作，相反他展现的是一个真实的聂卫平，围棋选手聂卫平，普通人聂卫平。相比那些在媒体上高谈阔论，在镜头前衣着光鲜，却在生活中搞婚外恋、吸食毒品的人来说，聂卫平要高尚得多。

作者：许博渊 

古人有些话非常深刻，比如2000多年前就有这样一句话：“敖（傲）不可长，欲不可从（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此话对时下一部分人来说可谓良药。

    前些日子我发表意见，主张限制小车流量，就有人说：你是嫉妒有车族吧？你是吃不着葡萄讲葡萄酸吧？我料想说这话的人年纪不大，因为话太嫩，让人一看就知道此人根底太浅，口袋里攒了几个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忘乎所以了。

    我们不能将有车族和无车族对立起来，分成两个阵营。许多有车族确实是为了工作和生活的方便，他们是守公德的，文明的。有时候我过马路时，看见有车来，犹犹豫豫地不敢过，他们会把车停下来，示意我过去。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办事，知道就在附近，就是找不到，打车又不合算，就不断地问路，一位青年自己也不清楚，干脆载着我开了车一边走一边问，直到把我送到那个地方。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中恐怕有那么一部分人买车不完全是为了方便，同时还为了显示，为了炫耀。我作为行人，在街上行走时常常有不被开车人尊重的经历。下雨天，地上积了水，他们经过我身旁时常常不减速；我规规矩矩从斑马线上过马路，有些开车的会隔着老远就使劲地按喇叭，好像马路是他家的；前些时还有报道说，一个人开车太快，有个行人一边躲避一边骂了一句，那个驾车人下车给了他一拳，当场将人打死，心态和气概与高衙内没有区别。他们总以为自己既然买了车，自然是有钱的，而行人就一定是没钱买车，所以自己就比行人有钱，高出行人一头，有这个权利蔑视行人的尊严和权利。这样的人就需要学学古人的经验之谈，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

    其实，许多做人的道理是古今中外共通的，叫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比如人与人相处要彼此尊重。《曲礼》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傲慢是一种非常低级、非常恶劣的品质，谁如果被人指责为傲慢，他一定会急。记得上个世纪末，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骂澳大利亚对亚洲国家态度傲慢，澳大利亚人很生气，也很委屈，在报纸上一次次地辩驳，千方百计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是，等级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必定要反映到意识中去，这就是傲慢，官对民傲慢，高官对下级傲慢，有钱的对没钱的傲慢，资格老的对资格浅的傲慢。由于个人修养不同，经历不同，傲慢的程度也有不同。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以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新贵往往更傲慢，因为他们没有见过世面，用《红楼梦》里的话说，是“眼皮子浅”。这种情况在我国尤其严重，等级观念渗透到了人们的血液里，代代相传，根深蒂固，又没有经过西方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那样的洗礼和冲刷。西方经过这样的意识形态革命，树立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而且比较深入人心，傲慢的品质就比较臭，谁都怕与之沾边。我们也有个别智者和哲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比如清代的郑板桥。他写过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诗句：“本是同根复同气，谁是高来谁是卑？”他是以竹子比人，一片竹子其实都是一条老根上发出来的芽，分什么高低贵贱？此话很有平等意识，可惜其影响有限，没有对占主流地位的民族文化形成冲击，更没有成为一种民族共识，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可以见到露骨的傲慢，连年轻人也沾此恶习，知道问无车族是否“吃不着葡萄讲葡萄酸”了。想起来，这种现象是既可恶，又可怜，还可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