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言教育思想的发端
姚小平

——古罗马教育家昆提连的理论和实践

引子
　　有一句西洋谚语，学过英语或者其他欧洲语言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它的意思是，凡事不能操之过急，要想做成一件大事情，尤其要有毅力和耐心。但这是它的日常含意，如果把这句话还原到西方文化的历史语境当中，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理解：罗马文化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甚至也不是罗马人独自创造的。

1．希腊和罗马
　　罗马文化源出于希腊，在哲学、科学、技术、文艺、教育等各个方面，希腊人都是罗马人服膺的榜样。希腊人先期攀上了古典文化的峰颠，后继的罗马人只能望其项背，徒叹不及。哲学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因为古典时期的哲学是所有“爱智者”的乐土，是全部具体知识和抽象认识的总汇，哲学的兴盛或式微，会影响到各门知识的和谐发展。我们看希腊，先后育养出三位哲学巨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能与他们比肩并论的罗马哲学家有没有呢？好象一个也没有。无论思想的创造力，智识的敏锐性，还是艺术的赏鉴感，罗马人都无法跟希腊人相比。当然，这是就文化总体而言的，天才的个人又当别论。史家大都把罗马文化看作从希腊文化的主干上派生出来的枝蔓，例如罗素说，希腊人之所以被罗马人打败，是因为智力太过卓越，以至变得傲慢而不能进步，而罗马人之所以失败，丢掉了帝国，却是因为心灵沉滞，缺乏想象力（《西方的智慧》）。罗马人崇尚希腊文化，多数情况下宁肯忠实地模仿，也不愿去自由创造。不过，就人类历史的总进程来看，一个民族一味模仿另一个民族，这未必是坏事。比如罗马人在各个方面都模仿希腊人，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使得希腊文化能够保持原有的面貌，并且通过罗马帝国的统治和扩张在全欧传布开来。再说，通过模仿一些方面，就有可能在另一些方面出新，从而胜过所模仿的对象。罗马人能够在西方历史上独步多个世纪，一定有比希腊人高明之处。就以社会政治来说，至少在三件事情上，罗马人做得更加成功。
　　一是政治管理。罗马与希腊是紧邻，两个民族自古交往频繁，当然武力冲突也接连不断。在希腊化时期，今天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是希腊人的辖土。到了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大举东犯，征服马其顿，逐个攻陷希腊城邦。希腊城邦制的分散权力，最终被罗马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所取代。所以，在组织政治力量、管理大型国家方面，希腊人是难以同罗马人匹敌的。
　　二是宗教。希腊人崇尚自然神，既没有自己的宗教，也没有把某种宗教强加于其他民族的习惯。罗马人大不相同。公元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期间，把基督教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世界几大宗教当中，基督教无疑是最外向的；在积极的意义上说，是具有进取、开拓的意识，在消极的意义上说，则是表现出强烈、乃至过度的扩张欲望。基督教不仅能够满足罗马帝国持续扩张的文化需要，而且，当帝国在军事上遭遇失利的时候，它还可以借助教会的力量来维持精神统治和世俗权位。所以，在利用宗教推行政治理念、强化世俗体制方面，罗马人也绝对胜过希腊人。
　　三是语言。罗马人在这件事情上得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面两件事情造就的条件。正是由于罗马帝国的军事扩张和武力统治，加上罗马教廷的势力和基督教无所不在的影响，拉丁语在欧洲逐渐取得了显赫的地位，成为西方各国的共通语，除了在宗教、政治、法律事务和商业活动中广泛地使用它，还用它来从事教学和著述。在这之前，希腊语曾是一种文化上的优势语言，一度通行于希腊本土以外，尤其在地中海一带。但自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到中世纪，拉丁语的传播地域之广、时间跨度之大、使用人口之众，以及渗透欧洲各国学术的程度之深，都超过了希腊语。那时候欧洲人不学拉丁语，简直就像今天我们不学英语一样，难以步出国门，走向世界。有一句流行于民间的俗话，形容旅行家出远门要备好三样东西，而拉丁语就是其中的一样：
　　“有钱又有马，会讲拉丁话，出门不犯愁，世界任你游。”
　　（With Latin, a horse, and money, you may travel the world.）

2．古典时期的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
　　以上是从语言文化史的角度，为今天要讲的题目做一点铺垫。现在我们来看语言学。
　　在语言学上，罗马人的创获也比不上希腊人。这倒不是因为罗马人缺乏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而是因为希腊人实在很聪明，已经就语言问题做了很多思考，使得罗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感觉不到创新的必要。像巴门尼德关于思维、语言、存在三者的关系的思索，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有关名称的本质和起源问题的讨论，亚里士多德对修辞的钻研，狄奥尼修斯·色拉克斯的语法研究等等，广泛和深入的程度都让罗马人很难追及。最后一个方面，语法学，可以稍微展开一些来看：拉丁语和希腊语是近亲语言，语法结构很相似，所以，公元前一世纪狄奥尼修斯编写的希腊语法只须略微做些修订，就能用于拉丁语的语法教学。比如词类，给希腊语分出的是八个：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连词。罗马人把冠词去掉（因为拉丁语没有冠词），添上一个叹词的类，就成为拉丁语的词类体系。把叹词独立出来，算是一个发明，但基本的词类框架并没有变。
　　语法研究起初都是为教学服务的。把语法分为教学用的语法和研究性的语法，或者实用语法和纯语法，是古典时期以后的事情。说到教学，我们慢慢就靠近了今天的话题。
　　语言教学活动在古希腊就已展开，但要是把外语也考虑进来，那么语言教学的发端应该是在古罗马。古希腊人相当重视本族语言的学习和训练，但是对异族语言、外语，不管是周边的还是远来的，往往持一种轻慢的态度，把所有不会希腊语的人统统称为“bárbaroi”，意思是“发音刺耳、讲话听不懂的外乡人”。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人的教育中没有外语这门科目的缘故。罗马人面对的世界更为广大，与异族的接触更加频繁；而关键是，罗马人所处的社会语言环境与古希腊人大不相同：古希腊人不必学拉丁文，反过来，罗马人却必须学希腊文；至于后来希腊人也不得不学拉丁文，那是罗马人统治和影响的结果。明确地区分母语和外语，把两者都列为必学的科目，是从罗马人开始的。

3．昆提连的生平和著述
　　罗马时期出了很多教育家，其中以语言教育著称的首推昆提连（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公元35—95）。昆提连原籍西班牙，出身于一个知识家庭，父亲以教授修辞学为业，在罗马教育界享有相当的声望。在教过昆提连的老师当中，很有几位名家，例如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兼剧作家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曾经担任罗马皇帝尼禄的大臣；还有文学家兼语法学家帕莱蒙（Remmius Palaemon），把拉丁语的叹词独立为一个词类的首功，据说应该记在他的名下。昆提连本人对语法也很感兴趣，不过他不是专业的语法学家，在他的著述中关于语法的探讨也不多。虽然身为教师，他在语言教学中必须讲语法，但多数情况下他只须采用语法学的现成结论，不必亲自去做语法研究。
　　昆提连保存下来的著作不多，其中最有名的一部是《演说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有人译成《雄辩原理》，意思也差不多，因为“演说”和“雄辩”在拉丁语里本来就是一个词（oratoria），英语里的oratory“演说、雄辩”就是从拉丁语借来的。在这方面，罗马人也继承了希腊人的传统，很看重论辩和演说，并且把相关的理论和技艺更多地纳入学校的课程。昆提连的一生，基本上就是从事教育，像他父亲一样主要教修辞学。昆提连的个人生活很不幸，婚后不久妻子就与他死别，可能只有19岁；再婚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只活到5岁，另一个活到10岁。但事业上他极成功，是罗马皇帝钦定的拉丁语修辞学教授，社会地位比一般教师高出许多，甚至被授予执政官的称号；不仅如此，他还从政府金库定期领取俸禄，年薪至少10万塞斯特斯（sesterce），大约值今天的800英镑。这是当时教育界的行情，政府应该付给一个高级语言教师这个数目的报酬。这样一笔可观的收入，再加上其他优遇，就足以使他免除衣食之忧，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业。后来他担任一所语言学校的校长，学生大都来自皇室和贵族家庭，毕业后多半投身政治活动、法律事务，或从事学术研究。政治家、作家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约62–113）就是昆提连的学生，他的书信成为后人了解当时罗马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
　　在《演说原理》的序言里，昆提连申明，他从教的目的是要培养“完美的演说家”。他心目中的“完美”，不但是指掌握高超的修辞和辩驳的技艺；更重要的一条，“完美”还指心智健全、人格高尚。他认为，只有一个“好人”（a good man），一个具备优秀品格的人，在学到了论辩演说的本领之后才会处处以社会公益为重，出入政坛、行使法权能够声张正义，研究哲学、探讨学问能够求真穷理。其实这也是历来人类教育的一致目标，讲究德才并俱，重视德育甚至还在才智之上。（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也不例外：所谓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就把德育排在首位）。但昆提连那样说，还涉及对修辞这门言语艺术的重新定义。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修辞学是一门中性的学问或技艺，好人也好、坏人也好，都能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在昆提连看来，修辞学是一门传授“优良言语”（good speech）的学科，所以，能够掌握修辞的人肯定是“好人”，也必定是把修辞用于正当的目的。这样理解的话，修辞就不等于能说会道；更不必说花言巧语、强词诡辩等等，那些都属于拙劣的言辞，是不能与修辞等量齐观的。
　　在昆提连的时代，建立在修辞学基础之上的雄辩术是最受欢迎的一门学问，当时有一个比喻，形容雄辩术是“世界的女皇”。这个比喻似乎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雄辩术是各门知识的荟萃、一切学问的结晶，因为要战胜论敌，就得掌握所有门类的知识（而由于当时学科的区划尚不分明，这是有可能做到的）；另一个意思是，掌握了雄辩术，就能够参与政治、统领民众。而一般人青睐雄辩术这门技艺，却还有一种实际的考虑：为人当辩护律师，收入是很可观的。为此昆提连告诫学生，学习不是为逐取一时的利益，而是为满足求知的欲望，为充实自己的灵魂，所以，万万不可把学习修辞和雄辩当作生财之道；如果只想着赚钱致富，还不如就去做买卖。看得出来，昆提连对学生中的投机者是很不屑的。

4．幼儿教育
　　通读过《演说原理》之后，我们会发现那不是一本只谈演说技艺的书，也不是一本专讲修辞艺术的书，而主要是一部探讨教育问题的书。德育是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教育的基础，这一点刚才已经说过。除此之外，第二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语言。书里面讨论的核心问题，我们不妨称之为“终身语言教育”。学习是一个人一生的活动，不能歇止，没有穷境；无论对于哪个年龄段的人，也无论对于聪明的人还是对于愚笨的人，学习都有益处。语言的学习也是如此。昆提连为受教育者设计了一个完满而理想化的语言目标，也就是“优良的言语”，任何人用他一生的心力，至多也只能接近这个标准，而不可能完全抵达。同时，这样的语言教育起步越早越好，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从家庭到学校（那时还没有托儿所、幼儿园），一步一步地按计划来展开。当然最关键的莫过于初始阶段，昆提连向天下为父者建议：
　　从儿子出生之日起，父亲就应该着手规划，制定一个最佳育儿方案。他相信，就像鸟儿能飞翔、马儿会奔跑，人生来就是能思维和学习的动物，区别只在于，思维和学习的能力因人的条件不同而有高低之别，但真正笨到不能思想、不会学习的人没有几个，大多数人是善于思、敏于学的。既然思维和学习是人类生来俱有的能力，既然有些东西迟早要学，那么，教育越早开始，收效就越显著。一般说来孩子并不缺乏能力，而是缺乏大人的关心。不过他又提醒道，也不能因为孩子的接受能力很强，就强迫他学习一切东西，那样做只会使孩子产生厌烦情绪，以至长大后一谈到学习就心生恐惧。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设法让孩子喜欢上他所学习的东西，也即现在常说的“寓教于乐”。最要紧的，莫过于在孩子身上逐渐地培养起一种探索的热情，一种求知的欲望。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时候：孩子实在不愿学一样东西，却又不能不学、不能不教。碰到这种情况，昆提连说，可以试试当着他的面教另外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是他平常很嫉妒、很想胜过的；或者适当地给一些奖励，因为孩子都喜欢获得奖品。这等于是要培养一种竞争意识，把学习当作比赛，学得好就是赢得了比赛。
　　昆提连又谈到教育者应当具有的资格，认为一个教师不但要拥有知识，而且对自己知识的局限要有清晰的认识。后一点格外要紧，因为，既然世上没有全知全能的人，一个人倘若不知道自身的短处，就不适合担任教育者。在早期的教育者中，尤其不能低估保姆的作用。昆提连告诫道，给孩子请保姆要慎之又慎：
　　第一，保姆的品行要端正；
　　第二，她要有一些教养；
　　第三，她的言语要得体而确当，既合乎语法，又不带口音。
　　关于第三点他还解释道，幼年学到的东西往往会影响一辈子，糟糕的发音和言辞同恶习一样，一旦成为习惯就很难摆脱，所以对保姆的言语一定不能马虎。如果实在找不到言语合格的保姆，那就应该再配备一位语言教师，一旦保姆发音不正或者说了不合语法的句子，就能及时纠正。不过他指出，这已是勉强为之的补救措施，最好还是从一开始就找到一位言语纯正的好保姆，确保孩子有良好的学语环境。我们可以想见，那时候罗马请得起保姆的大都是体面家庭，昆提连提出几个条件，正是为这一类家庭考虑。这几个条件听起来普通，合起来却很不容易满足。我们就想想看，今天要我们找一个品行既好，又受过教育、知书识礼，还能讲一口纯正普通话的奶妈或保姆，哪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今社会上，“大学生保姆”应运而生，只可惜少之又少。
　　对保姆尚且提出这样高的要求，对父母的要求自然也不会低。昆提连说，父母本身要有学识，也就是说，要受过教育读过书。因为前面他说过，父亲应该如何如何负起教养儿子的责任（即中国人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所以这里他就补充了一句，强调母亲跟父亲一样，也要有知识。他还举了历史上一些名人的例子，来说明母亲在幼儿教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于社会上层，他提出的这个要求不能算高，可是对于普通民众，尤其考虑到那时西方的社会状况，从经济上说接受教育还只是小部分人的特权，这样的要求显然就太高了。这会让我们觉得，昆提连的教育理论是着眼于培养精英、为贵族服务的。但主观上，他并不排斥下层百姓，他有“有教无类”的意识。他说，正因为有些父母亲境遇不佳，没有怎么读过书，所以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才需要更加费心，更舍得投入。这其实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种不良循环：越是贫穷，就越没有可能享受充分的教育，而接受的教育越少，就越难摆脱贫困。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以及现代借鉴西方建立的高考制，尽管都是基于公平竞争的理念，也都不能彻底克服这种不良循环。（整个社会的公平教育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但作为个人，出身卑微者却可以利用公平竞争的机会，求得良好的教育。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有很多，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不罕见。我想到我家的钟点工，一位来自安徽的中年妇女，断断续续已干了十多年。她在北京租住民房，有一女一男，女儿正读高一，儿子还在读小学。她说，已经攒了几万块钱，准备供儿女上大学。当然还会有一些障碍，比如，如果目前的政策维持不变，她的女儿就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而一旦回到原籍，升学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这就是公平竞争中的不公平因素。但是总体上看，这样一批农村人的下一代有可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前途也有可能超过那些不努力的城里人。）

5．双语教育
　　以上说的是幼儿母语教育。而当时罗马的上流社会和知识阶层，实际上已经在推行双语教育。争论的热点之一是，学龄儿童应当先学拉丁语还是先学希腊语。昆提连主张，入学之始以先学希腊语为好，因为拉丁语是通用语言，儿童自然而然就能获得，想要阻拦也不可能，而希腊语作为一种异族文化语言，只能通过学习来掌握。他用的概念是“获得”（perbibet，这个拉丁语动词的本义是“饮、吸、吮”，转指吸纳、接收，相当于英语的acquire或者pick up），与现代应用语言学上所说的“获得”这个概念的意思差不多：母语是自然获得的（acquired），外语则是刻意学得或习得的（learned）。但昆提连又警告说，如果像当时很多家长那样，让小孩子在一段长时间里只学、只说希腊语，会使孩子从发音到表达都染上外国腔，那也是要不得的。所以，在学过一段时间希腊语后，就要开始教拉丁语文，然后便是双语教学同步展开。他相信，只要把握节奏、教学得法，两种语言就不致相互干扰，最后都能学好。
　　也有人担心，让孩子同时学习两种语言，再加上要学多门其他科目，会给幼小的体能和智力带来重负。对此昆提连回答，人类智能的容量是没有限界的，孩童时期的接受能力尤其巨大，丰富多样的学习内容恰能开启心智、激发活力。其实无论儿童还是成人，也无论生活、工作还是学习，与其长时间做一件事，都不如合理分配时间，同时做几件事，效果会好得多。他把学习比作饮食：变换食品种类是生理的需要，变换学习的科目则是精神的需要。所以不必担心儿童无法承受学习的压力。昆提连甚至说，他能用实验来证明儿童的心智具有难以限量的可塑性，他说的“实验”，也许是指他自己的教学实践，但也许他还另外做过实验，只是我们不清楚他是怎样做的，以及做到何种程度。关于童智可塑，他有一段话说：
　　“心智在定型之前，最容易教授。这一点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一个孩子从开始正确地组词构句那一天起，在两年之内，实际上无须任何外来激励就能学会说所有的话。而那些从外国新来的奴隶，要用多少年才能熟悉拉丁语！”
　　“两年”这个结论，他是怎样得出的？或许他真的像现代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那样，跟踪观察过儿童学语的全过程？无论如何，他的观察相当细致，思路也与现代科学相合。小孩子经常跌交，却不容易受伤，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事实，而昆提连由此想到，儿童在智力和语言上具有更大的可塑性，是得益于生理组织的缘故，即比成人具有更强的代谢补偿、自我纠错的能力。所以儿童学任何东西都快，教什么都能学会。

6．读书识字，自我表达
　　语言习得是自然过程，读书识字则是人为教育。儿童入学就读，先要过识字关。西文字母虽不像汉字那样难学，但也需要专门教授。当时流行一种教法，让儿童先学字母的名称和排序，也即教他们背字母表，然后再学识和写。在昆提连看来，这种方法是错误的，不利于儿童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辨形、拼读上面，因为字母表上的顺序是固定的，会干扰儿童学习灵活多变的实际拼写。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把字母的形状和名称同时教给儿童，而不必去管它们在字母表中的位置。昆提连的这一考虑不无道理，不过，他把背字母表看成没有意义的事情，似乎跟那时还没有出现词典有关系。
　　罗马人的“正字法”（orthography）这个概念，也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昆提连把它定义为一门“关于正确书写的学问”。正确的书写必有一定的标准，要求人人都遵从，然而标准或规范却是特定时代的少数人士制订的，于是就生出一系列的问题：语音随时代而变迁，正字法是否也需要变？如果实际发音与拼写不一致，怎么办？读音往往因地而变、因人而异，拼法也会产生变异，怎样的标准才算是正确的，应该由谁来制订？那时并没有语言文字规范委员会之类的官方机构或民间组织，人们心目中的语文权威，就是当然的标准订立者，而这样的语文权威非教师莫属。昆提连认为，当实际读音与拼写发生冲突时，教师的判断就代表了权威意见，但教师又要服从大众的用法，“在用法所规定的范围内，一个词怎样发音，就应该怎样拼写”，因为字母的用处就在于忠实地记音；至于大众的用法，则又随时代而起变化，归根到底，“正字法应该为语言运用服务，所以要适时更易，经常调整”。
　　过了识字关，能拼读、会写字，下一步就是阅读。昆提连提出一条原则：无论朗读默读，学生首先必须弄懂意思，能说明白读了什么。所以，他不主张让儿童过早地去阅读和背记那些难懂的诗文。就内容来说，选作教材的文学作品起码应能丰富心灵、增长智慧。他有一句话，可以作为后世语文教育的箴言：
　　“热爱文学、喜好读书，这不应该只是学生时代的习惯，而应该与我们终身相伴。”
　　在讲解文学作品时，教师既要判别词类、解析语法，使学生在掌握规范用法的同时，了解不合常规的现象；又要推敲词义、明辨语体，提醒学生留意通言和方言、雅语和俗语的区别；此外还要分析韵律、探讨修辞，提高言语技巧，为培养演说技艺打下基础。根据希腊教学传统，语文教师要教会学生两样东西，一是正确说话的艺术，二是解读经籍的能力，前者属于语言“方法学”（methodice），后者属于文本“注释学”（historice）。但昆提连认为这还不够，应该把演说的入门知识和基本技能也教给学生。他本人在语文教学中尤其重视“转述”（paraphrase），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话把所读原作的意思重新述说一遍。无论用母语还是用外语，这样的转述起初用词用语必然是简单而有限的，然后逐渐过渡到复杂的陈述，并讲究修辞文采；最终得以充分把握原文，使叙述达到简繁两当、收放自如的高度。他把转述看作语文的一项基本功，甚至说，“学会了转述，就能学会任何东西！”这很像中国古代的学人，对经典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转述非常重视。只是，先秦以后中国人逐渐把注意力转到书面语言特别是文言的写作上，相比之下，西方人则一直注重口头表达，所以后来利玛窦来到中国，就发现中国学者不善于论辩演讲，指出这是中西学术传统的一个差别。现代西方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都得走竞选这条路，而参加竞选就不能不重视公开的论辩演讲。不过这些已经超出我们讨论的范围了。

尾声
　　最后，让我们回到一开始提到过的那句西洋谚语上来。假如我把其中的一个词换掉，改成“Rome was not built for a day”，这句话的意思当然就变了。现在我可以借这句“窜改”过的西谚，来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正如罗马不止属于一个时代，在西方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昆提连的语言教育观也不止属于一代人，它对后世产生着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它所阐述的很多道理具有普遍的、超时代的意义。
　　　　　　　　　　　　　　　　 （《珞珈讲坛》第二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