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学的那会儿，我和院长并不熟。一则：她不带我的课；二则：我这人天生不爱和当官儿的套近乎。但毕业之后，反而和她走动多了，有合作，学校也曾想让我回去带门课，所以，师生关系反而比早先亲近起来。
吕老师是那种说起话来很天真的人，谈话的时候，她眼中透出的兴奋和丰富的肢体动作看起来像个孩子。我最无法忘记的是12月去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作外语博客大赛颁奖典礼时的情景，我跟吕老师提过要请她发言的，主题不是别的，就是说说开“博”后的个人感受。没想到，吕老师一张嘴就收不住了，说了博客种种的好，还提到博客促成了她和西班牙一位教授的合作以及图书的出版，远在美国的校友也通过博客重新找到了她。有趣，这种感觉就应该让吕老师来向众人表达。
和吕老师的这次谈话后，我一直在想：有些人看着很熟悉，你可能并不了解；而有些陌生人呢，他们内在的丰富可能会让你更为惊讶。
*吕老师是中国著名的声乐教育家周小燕的外甥女，希望能够有机会拜访到这位传奇的老人。
沪江网“外语业界精英”访谈系列之 上海理工大学 吕乐
说说USST外语学院
安：能不能简单讲一下我们外语学院的历史？
吕：我们外语学院第一年招生是1979年，当时是和上海交通大学一起差不多同年开始招生 ，是最早在工科大学里面设立外语学院的院校之一 。
安：谁更早一点？
吕：几乎是同时的。79年招生，当时招的是科技英语专业和科技德语专业的学生，所以我们德语历史也很长。日语好象是后面的事情，你要确切数字，可以给你看些资料。
安：最早的时候是英语和德语。
吕：对，科技英语是我们这里的传统，然后你们这个项目和Queens College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的项目是1996年开始的。那时外教来了，什么条件也没有，就住在破的专家楼里。那些老师还蛮好的。我们有两个硕士点，一个是英语外国语言学，另一个是英语语言文学，前面一个比较早一点，其实我们学校招收硕士生是从1984年开始的，这是相当早。
安：在工科类的外语学院中是不是最早的？
吕：是的。因为79年到84年，跨度也很短。那个时候的硕士点叫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叫"专门用途英语"，我是第一届学生，研究生。
安：当时您的老师是谁？
吕：那一届我们只招了两个学生，我是戴老师的学生，那个是卢老师的学生，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就这两个老师，所以我们把他们都看做自己的老师。
安：那日语（专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吕：你看看资料里讲的。好象是九十年代。
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批高校是不是开始增设外语学院？
吕：对。当时改革开放。
《安徒生童话》+《英语900句》
安：那作为您个人的话，您当时是怎么选择学习外语的呢？
吕：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没什么选择，我是文革第一届大学生，那个时候我们中学根本没学什么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家有几本英语书，因为我爸懂英语。他21岁就到美国去，他是海军，那个时候国民党派他到那边去接受美国军舰。他有几本书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本是《安徒生的童话》，我就反反覆覆地看。
安：是全英文的吗？
吕：是。当时也没什么词典，就这么看。其实我对英语一直比较感兴趣。
安：是因为当时没有书看吗？
吕：对。也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天生就是学文的，小说书倒是看了不少，世界名著翻成中文的我一般都看过，现在的年轻人连世界名著都没有看过几本，很可惜的。
安：有的时候交流都不在一个层面上。
吕：我有一段时间在大学里面，有的同学对我说，你怎么说着说着就拿小说里面的人物来说事儿，那是因为莎士比亚翻译版本都看过。
安：那您在看那本《安徒生童话》之前，有没有了解过中文版的？
吕：好象没有。刚开始就看的英文。而且我觉得那个非常美，其实我并没有全理解，但是就那样背，就是很着迷。
安：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要故事喜欢，至于它的语言就放在次要位置上。你多看之后就有这种感觉。
吕：而且我对英语这种语言就感觉很美，我一开始就喜欢这种语言，没有原因的。感觉非常好，后来我爸爸在文革的时候受到迫害，有一段时间从监狱里出来也没什么事情干， 就陪我学《英语900句》，那时很流行。
安：现在也流行。
吕：那时是刚流行的时候。
安：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版本。
吕：我爸跟我两个人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地说。
考上大学，我super高兴
安：那个时候您父亲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做？
吕：是。因为刚刚平反，还没完全恢复工作。
安：那就是76年，77年的时候吧？
吕：差不多那个时候。因为我是78年上大学的。然后不是考大学吗，那时根本没抱什么希望。
安：我听说当时有个比例是53：1。
吕：大概吧。那肯定很多人比我还要差。我可能只有在语文，英语，政治上得点分，我数学应该不会得很高分的。当时我们分数是不知道的。我的英语不像现在这样受过训练，我记得当时考了一句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翻，当时我就傻了，就按自己的想法去翻，我都不记得了。自己感觉不是太好，没什么希望。那个时候我在工厂里，我当时翻三班的，纺织厂里，非常辛苦，早班，中班，晚班这样。我当时已经从车间里调到工厂里做团委书记什么的，让我们坐到办公室里。考试的时候还在车间里，考完以后调上来，调上来以后，感觉环境不是很适合我，后来那天我记得在外面搞的什么活动，厂里组织部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师傅打电话通知我，说我考取了华师大，那个时候华师大和上师大还没有分，我觉得那一刻我真地飞起来的感觉，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就是那个时刻。
安：这个应该是super喜悦的时刻了。
吕：后来我把这一故事告诉一个外国人，说这是我the happiest moment in my life,他的脸上没有表情：Why? 他不理解，考上大学算什么事情。
安：他根本不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
吕：当时想想看，在工厂，农村，一直没有书读，渴望去读书。文革的时候，大学根本就没有了。当然有，就是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占领学校，但概念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幸福之极。那是蛮开心的。
安：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首先是76年之前的阴霾过去了，包括您之前做纺织女工，我相信您当时希望骨子里要改变这种现状的。
吕：对，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大学，对大学的了解是从书本里来的。还有一些零零碎碎对大学的印象，所以当时觉得大学是个很神圣的地方，是个学问高深、很纯粹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能够进入这个殿堂，感觉自己人生是一个大转弯。那天我回去告诉爸爸妈妈，爸爸把酒瓶拿出来庆祝，当时我弟弟妹妹都很小，他们都觉得都很高兴。
安：而且家里有个榜样。
吕：是。真的是不一样。现在觉得进大学好象无所谓。
安：现在的人不会想到当时的入学比例是那么低。那在这之前您的父母有没有跟您描述过大学是个什么样子，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上大学？
吕：没有。我爸妈从来没有逼过我，他们没有说你一定要去考大学，都是自己，不像现在小孩爸爸妈妈逼得。考大学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不关心，全是自己搞的。后来进了华师大以后就分了华师大和上师大，我就到上师大的外语学院。
和大龄学生同校，苦学新概念，
安：当时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吕：英语文学。当时英语的起点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我们从New Con第一册学起的，当时学的人都是参差不齐的，年龄也是参差不齐的。我们一进去分八个班，当时主要还是以年龄来分，我们那个班年龄最小，八班被我们叫作"爸爸妈妈班"，有的是拖儿带女的那种，很有意思。我们这个班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小一点。第一课我们就学：Is this your bag? 那个时候我们老师特别强调一定要模仿语音，语调。
安：当时有那个条件吗？
吕：有的。我们以前有唱机，有磁带，每个班级一个，那个时候挺好的。那个时候老师的水平也不一样，年轻老师一般都是工农兵大学生，他们自己的英语水平比我们好一点，但是也不是太好。记得当时的教New Concept English的教学概念就是direct method，当中不要用中文，直接用英语思考，所以老师把牛奶瓶什么的全都搬到教室里来，用实物来说，学的东西很少，书也很少，不像现在这么多书，就那本教科书，但是我们整天都在读，在寝室里大家还要排练，Is this your bag? 很有意思的，那个日子真的很滑稽，很多同学都是很用功的。我现在一些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同学，我们前两次碰到的时候还说起那个时候怎么学英语，New Concept English学到第八课，就从第一课开始学，都觉得不能忘记，全部把它背出来，第九课，第十课学下去，第一课忘记了，又要从头再背，因为没有别的书看，老师也没说你应该去怎么样做，就反复去读。上师大语音训练非常好，当时上语音课，老师就给你一本书，一个磁带，考试的时候，任意抽一篇你去读，读得要跟磁带上的越接近越好，你的分数就越高，大家整天围着机器读，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读。
安：能保证每个班都有录音机吗？
吕：有的。男生稍微没有我们那么积极，那时我们的系主任和一些老教师，都受过老的教育，都非常棒的，层次非常高的，他们说，因为你们没有那种英语环境，英语磁带起码要跟读三十五遍，我们女生真的照做，我觉得男生可能没有像我们这样做。
安：后面的课文那么长也这么做吗？
吕：到第三册，都是跟着读，所以New Concept在我们记忆当中印象非常深，像圣经一样，我现在也跟人家讲New Concept非常好，因为它里面的基本句子结构，基本词汇都有，后面有个根据课文内容，多少字以内写个摘要，我觉得非常有用，你现在让这些学生做这些事情，他们就不屑于做了，但我觉得非常有用的。把一篇比较长的故事浓缩成几句话，我觉得这就是思维的锻炼，也是语言的锻炼。
安：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当时你们的状态除了睡觉，吃饭，基本上就在学习。
吕：是的。我记得那个时候从教室走到食堂，当中有个人跟你讲话，你就觉得浪费时间，赶快说完赶快走，真的是争分夺秒。
安：拿个小本子再去食堂的路上。
吕：对，背单词，早上起来先去跑步，那时我的意志力蛮强的，锻炼身体，然后就是背单词，吃早饭，那个时候有的同学可以收短波，有些同学就开始听VOA。当时我记得我们五班有个女生，她的水平有点好，她的水平好到听VOA听一遍，基本把内容记下来。
安：那已经相当不错。
吕：有些同学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好羡慕。
安：是Special 还是Standard？
吕：Special English。Standard是不可能的。
安：那是几年级的时候？
吕：那个大概已经是两三年级了。一年级不可能，那时老是在上New Con第一册，第二册，现在想想很奇怪，就一课要学一两个礼拜，我们上学四年基本上再学这些东西，学到第四册，就这样慢慢学。
安：那您觉得这么慢的一个教学进程，对您是不是很有好处？打基础之类的？
吕：打基础是的，但是好象太慢了一点。泛读比较少，那个时候我们学校还是比较好的，给我们印了很多比较浅的教材，一些小故事什么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书，我们学校很尽力地印很多这种东西给我们去读，那个时候也有泛读课，我记得也是本小说，实际上也变成精读。
安：对，因为资料比较难得。
吕：考试的时候，老师就说你们要全部看懂，全部要会才能够考得好，然后把整整一本小说像精读那么看，这个我觉得对打语言基础是绝对有好处的。那个时候accuracy比较好，fluency比较差，现在的学生fluency比较好， accuracy比较差，因为他涉猎的广一些，现在东西多了，哪有时间去搞这么点语法，这个句子怎么写好。
安：所以有的时候现在的学生写出来的东西拿不出手。
吕：是。
安：因为语法太不讲究。
吕：是，我觉得是的。你看我们的毕业论文，因为我们这次搞评估，全部把以前的看一下，真是错得一塌糊涂。以前有些老师只给七十多分，现在评估的要求也不是说给七十多分语言就可以一塌糊涂，我们做刊勘误表什么的。以前我们老师就盯着我们的语法，现在年轻人觉得教师盯着语法太古板，但是我觉得底子打好了，以后上去反而快。我一直跟学生说，像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很多从外国回来以后，英语为什么还是不太好，就因为底子没打好。
安：对，基座没打好，上层建筑也不行。
吕：他们vocabulary很大，表达也很有趣，但是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不是这里错就是那里错。
安：是这样的。
吕：英语专业的学生出去以后，不管怎么样，他出去以后，英语水平相对来说提高地更快。
安：当然这也取决于他在学校确实认真努力之后。
吕：那当然。就是学到点东西的人。
很幸运，本科毕业就职高校
安：那再回到您的大学生活，这四年当中您有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我毕业之后将来要做什么？
吕：那个时候还真没有。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年轻人这样要找一份好工作。
安：可能从二、三年级就开始打算了。
吕：对。那个时候真没想这些事情。起码是我没有去想过。
安：可不可以这样去讲，当时的感觉是我有书读就不错了。
吕：对，很幸福。能考上大学就属于社会上很lucky的人，今后做什么工作，好象都是无所谓的那种感觉。
安：那是不是也跟社会上的舆论有关，比如说当时的舆论给大家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大学生找工作是不愁的，你们都是高学历。
吕：那是肯定的。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分配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不worry about 自己的工作，反正是分配的。
安：至少是分到高校里当老师。
吕：不是，我们当初分到高校的是很少的，大多数同学都是分到中学，上师大嘛。但是我是直接分到这个学校里面来的，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老师找我谈话：你希望到哪里工作，我说我当然希望到大学工作。正好当时有个上海机械学院的名额，我家就住在水产学院，这个名额就给我了。我觉得我真是十分幸运，就在家旁边，很多同学到那些中学里去，当然有几个留校的。所以人是这样的，以前我在工厂想翻身读大学，我以前的中学同学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都是常日班，不做三班的，他们就没这动力去进大学。我有很多同学在中学里很优秀和聪明，觉得他们各方面都非常好，后来他们就没去考大学，就我考了大学，然后我就分到这个地方。我有些大学同学分到中学，而有些中学很差，那些同学就思变，不能老呆在那个地方，于是就出国了。我在这个地方就觉得很幸福， 两年之后就去读研究生，一直到现在。
安：您是不是觉得您当时的困境不够？自己太顺利了？
吕：对，我觉得自己没有出去读书，就像我这种77级学英语的没有出去读书是很少的。
我的同学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安：可不可以这样说，当时您说到那些思变的同学正好赶上八十年代的出国热。
吕：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安：那个真叫削尖了脑袋。
吕：是，其实我倒是有机会的。因为我爸以前有那种关系，我爸小学的一个同学是港商，很富的，是做古董生意的，他来问我想不想出去读书，我不是那种很钻的，然后我问我爸，我能去吧，我爸爸是很客气的，不会让朋友提供条件给你女儿，然后就理所当然否定这个提议，然后我也不再提。其实我若坚持，是可以的。
安：您父亲是跟朋友客套吗？
吕：我也说不清楚。我爸是从来不想求人的一个人。但这个人是真心实意的，说过去的话不用打工，说我愿意去哪都行，去夏威夷他那里有房子，去洛杉矶他也有房子，到哪都有地方，他说你随便挑城市。
安：那您去过一个公主的日子了。
吕：我爸否定了，我自己也否定。我不知道为什么，条件太好了，你反而不去想这些事情。
安：有的时候条件太好了，你觉得这不真实。
吕：也可能吧。也许自己削尖脑袋去钻的反而特别珍惜。我们大学有些同学去了，就像现在我们学生去接待一些来参观的老外认识的，通过写信，做担保什么的，大多认识的就是这些人。
安：应该就是当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莉的那种生活状态，完全体现了八十年代出国的那帮人的思想。那您后来有没有问我您的同学，他们出国之后的那种生活您到底羡不羡慕？
吕：应该说在有一段时间里，自己没有出去读书是一种遗憾，因为这毕竟是一种文化熏陶，你毕竟是学英语的，而且我们学的Linguistics, 还有Literature，当然在国外学更好一点。有一阵子还是觉得想去读博士。
安：什么时候？
吕：已经有了孩子以后。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副院长了，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校长觉得我应该去读个博士。那个时候觉得大学老师应该是博士。
安：那个时候是陈康民（校长）吗？
吕：对。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进入准备。坚持去做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那个时候有孩子，孩子很小，没有很坚强地跨出这一步。j
安：其他人也没有给你什么正面的反馈。没觉得读博是特别必要的一个选择。
吕：对，我的同学到最后学的也都不是Linguistics，一个是学的Literature，还有几个后来根本就是改行了，改行嫁人，我的那些同学故事可多了。他们的故事真的是可以写小说。
但是人是会变的。我们的那些同学也是，生活的变化是很大的。我相对来说就比较平稳，一直在学校这条线。我们现在碰到就会说大家这么多年以后，走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现在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差不多 有一次我到美国去，那是02年，我有一个同学在波士顿TUFS大学，一所私立学校教书。我们另几个同学从亚特兰大，纽约，洛杉矶飞到波士顿来聚会，五个人都是大学同班的，年龄都差不多，那个时候都已经四十出头了。我记得我们就在哈佛校园里走，后来走着就碰到一个他们一个同事，是外国人。我那个同学介绍说，都是大学同学，毕业二十年了，她很惊讶，说感觉你们好象都毕业没几年。这些同学尽管大家经历都不同，到现在，我用一个比较滑稽的词：还是疯疯颠颠的。
安：还是和同学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吕：还是那个状态。都没有改变，尽管其中有两个同学是嫁老外，然后离，一个同学离了中国丈夫，date了很多老外，最后也还是单身一人。还有最近两个同学美国丈夫都突然死了，一个就是脑血栓，一个是心脏的问题。好象现在都恢复过来了。所以我们觉得好象走了一圈，都还像以前那样。
安：那种感觉还是非常美好的，你们都保留那一段最珍贵的记忆。
吕：对，我们老了以后大家一起租一个公寓住在一起，一起雇一个人来照顾。
安： 我觉得学语言的人更愿意去与外界交流。
吕：学什么专业都会对你的性格有影响。
快乐的女院长
安：您做了院长之后，您更享受什么过程？更享受管理，还是更享受做研究的部分？
吕：做院长有过抱怨的，尤其碰到摆不平的事，就想做那破院长干什么，做个教授多好，我自己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写东西，不管这个东西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总是我自己的东西和成就，院长忙了一年，很可能忙了一大堆意见出来，领导有意见，群众也有意见，你自己可能也没什么成就感。但是我这个人有个特点，不管干什么，都会在里面找fun,这是我个人的attitude。做院长很多事情也能给我带来fun，而且对我个人成长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安：比如说？
吕：比如说，你如果不做院长，你不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学界的，也包括企业的。我们的项目是business-oriented languages program,所以那些美国教授都是business领域里的，现在大家是同事也是朋友，所以这是做行政工作给我人生带来的一笔财富。这些人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我现在之所以是我，I am what I am,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培养的，我觉得我还是在成长，行政工作在这个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当然做教授也可以去接触各种人，但是这个领域可能会比较窄。可能只接触你研究这个领域里的教授。
安：在我们学生眼中，吕老师可能更像外向型的，外交型的人。
吕：对。
安：包括我们会谈到一些新的概念，在沪江上面开专版，很多新的idea,你从来没拒绝过。
吕：我比较喜欢新的东西。
安：是，我也跟一些教授接触过，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没空做，他们的反应首先是排斥，但是你从来没有过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您的思路一直走的很领先。尽管您可能不亲历亲为，思路上一直领先。
吕：我慢慢去接受。我觉得我在各方面都是这样的。这跟个人性格有关系，喜欢新的东西。
安：而且您有机会去接触各种类型的机构，个人，他们也帮您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不会轻易拒绝一个新的事物的产生。
吕：是。像我们学院的SIFE，也都是我们学校外教介绍进来的，我首先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什么，就想去了解，然后可以去做，前两天有一个同事说我们外语学院将来会有港澳学生过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好，我们这里越来越international。
安：对，最好还有外国学生。那未来我们外语学院有什么大的计划吗？
吕：目前学校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是要上层次，在学科建设方面要上去，我们现在有两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我们希望以后报一级学科硕士点，希望日语、德语都有硕士点。然后在若干年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想报博士点。我就不知道我在任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现在肯定是打基础的时候，我的工作之一可能是在这个方面，在评估以后，重点就转移到学科建设上。过去这么多年我的精力是放在本科建设，所以这次评估我们心里还有点底，我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应该很扎实。
快乐的女院长
安：您做了院长之后，您更享受什么过程？更享受管理，还是更享受做研究的部分？
吕：做院长有过抱怨的，尤其碰到摆不平的事，就想做那破院长干什么，做个教授多好，我自己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写东西，不管这个东西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总是我自己的东西和成就，院长忙了一年，很可能忙了一大堆意见出来，领导有意见，群众也有意见，你自己可能也没什么成就感。但是我这个人有个特点，不管干什么，都会在里面找fun,这是我个人的attitude。做院长很多事情也能给我带来fun，而且对我个人成长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安：比如说？
吕：比如说，你如果不做院长，你不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学界的，也包括企业的。我们的项目是business-oriented languages program,所以那些美国教授都是business领域里的，现在大家是同事也是朋友，所以这是做行政工作给我人生带来的一笔财富。这些人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我现在之所以是我，I am what I am,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培养的，我觉得我还是在成长，行政工作在这个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当然做教授也可以去接触各种人，但是这个领域可能会比较窄。可能只接触你研究这个领域里的教授。
安：在我们学生眼中，吕老师可能更像外向型的，外交型的人。
吕：对。
安：包括我们会谈到一些新的概念，在沪江上面开专版，很多新的idea,你从来没拒绝过。
吕：我比较喜欢新的东西。
安：是，我也跟一些教授接触过，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没空做，他们的反应首先是排斥，但是你从来没有过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您的思路一直走的很领先。尽管您可能不亲历亲为，思路上一直领先。
吕：我慢慢去接受。我觉得我在各方面都是这样的。这跟个人性格有关系，喜欢新的东西。
安：而且您有机会去接触各种类型的机构，个人，他们也帮您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不会轻易拒绝一个新的事物的产生。
吕：是。像我们学院的SIFE，也都是我们学校外教介绍进来的，我首先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什么，就想去了解，然后可以去做，前两天有一个同事说我们外语学院将来会有港澳学生过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好，我们这里越来越international。
安：对，最好还有外国学生。那未来我们外语学院有什么大的计划吗？
吕：目前学校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是要上层次，在学科建设方面要上去，我们现在有两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我们希望以后报一级学科硕士点，希望日语、德语都有硕士点。然后在若干年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想报博士点。我就不知道我在任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现在肯定是打基础的时候，我的工作之一可能是在这个方面，在评估以后，重点就转移到学科建设上。过去这么多年我的精力是放在本科建设，所以这次评估我们心里还有点底，我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应该很扎实。
我们的外教专业课
安：你希望将来在我们外院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学生？
吕：我希望以后我们学生首先语言能力要强。有人学语言悟性强，有人悟性差，学英语和学音乐是差不多的，但是，无论你属于哪种人，进入这个专业，就一定要把这个语言基础打好， 你出去以后，一口英语说得很破，人家说是什么大学来的。accuracy 和fluency都要好。我看了很多，国外大学回来的也好，企业中的也好，看起来大家都会讲英语，到最后是那些真正讲的好和写的好的人才会有真正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外语学院出来的，你有什么社会交际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固然很好，但语言能力最重要。
安：近两年招的学生当中，您觉得他们缺乏的东西是什么？
吕：我觉得进来的时候都还差不多，问题是现在的学生想法五花八门，真正想把语言学好的也有，但大多数学生进了外语学院看不起这个专业，他觉得学语言没什么意思，不算是个专业。还有一些学生觉得进入国际班就是学Finance 和Trade， 不好好学语言，不认为语言专业是个专业，花时间去学别的东西。还有些同学离开高中的压力，一下子松散了下来，没有了学习的动力。还有一些学生天生对任何事情采取一种negative的态度，老师也不喜欢，教室也不喜欢，什么都不喜欢，一旦他采取这种态度，他就不可能配合你去学东西。
安：他是带着情绪进校的。
吕：现在的学生给他们灌输过硬的英语语言技能怎么重要 他们是听不进去的。所以我们经常希望校友回来，我们就请他们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
安：我记得上次校友回来要讲外教课的重要性。
吕：对。有些学生从这外教的课里学到很多东西，有的一样都没有学到。这完全看你自己的态度。
安：其实虽然说在学校里面，当时没觉得学到很多，但是你毕业之后，你接触到Finance 这个领域，才发觉当时学的确实是那么回事。因为我们最近会谈一些项目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entrepreneurship，什么叫VC，很有趣。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后悔当时没有真正的把精力用在上面。
吕：有的时候学生就不知道轻重，有些学生还喜欢听老师的，不听家长的，有逆反心理，在高中以下，老师说的还是可以听听，高中到大学，老师讲的就可能不听了，有自己的想法。而他们更愿意听同辈人的话。
安：我现在蛮相信父母和老师的话。
吕：但是在校学生往往是看不到这一点的。我记得当时伏彩瑞毕业的时候，我问他你作为国际班的学生，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说句很经典的话：外国人不怕了。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的，你这句话的内涵是，他对那个文化熟悉了。
安：对，你不拒绝跟别人沟通。
吕：而且你跟外国的教授都打过交道，而且觉得很自如的，其他场合也没什么可怕的，可以应付了。
安：而且我们这还算academic.
吕：而且这些professor在商界都是有经验的。他们有的做过银行经理，自己有公司，他们的人生和商场经验都很丰富的，所以你跟这些人打过交道，你以后还怕什么。我觉得他这句话特别有意思，我专门拿他这句话跟学生讲，我说这个program你可以学几样东西，它是原版教材和原版老师，你业务学不到，你可以学语言，你多少还可以些研究方法，project怎么去做。
安：其实我在这方面倒是有很多经验，因为我们大学有人学Marketing research,其实我刚上大四的时候，就去了一个公司做Marketing research，一家英国公司熟门熟路的，做presentation, data analysis这种东西。
吕：有个学生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他现在在德国公司工作， 在公司经常做project和presentation, 与其他像复旦大学、上外的学生比起来，我们觉得小菜一碟，因为在学校经常做，都熟门熟路了。还有就是文化，因为有十门外教的专业课，受过很多美国文化的熏陶。
安：上课和我们比赛和体育运动是一个道理，你把它当回事，所以的人都很认真，课上学的感觉很intensive，因为像我们美国外教的课，最后都是要做个project,要用一个presentation的形式展示出来。那个时候我们会熬几个夜把这个事情做出来。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还会不会熬夜来做在这个project？
吕：有些学生也会。但也有学生给老师提意见说老师作业太多，来不及做。
安：我们那个时候还算比较乖的小孩。
吕： 我记得那个时候Ilan Alon教过你们，我记得他教Marketing的时候就布置很多作业，我记得有一天在他办公室，马丽和傅家伟都是很好的学生，同学们就派他们跟外教negotiate, 作业太多了。当时外教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他说你们尽量去做，谁做得最好谁就是好的，我没有说你必须全部做完，尽你能力做到什么是什么。
安：不能说每个Team都最简单的作业，大家都开开心心地完成，就看不出层次。
吕：我们中国老师就是这种概念，布置作业时会想，是不是太多。
安：所谓人性化。
吕：学生说作业太多，明天要考试，然后我们就心软，那就少一点。但外教不是这样的，他们不期待你全做完，但全做完的学生，做得最好的学生就是最优秀的。这种方法是挖掘潜能的方法。
安：我觉得那就是让你用一种毅力去熬过去，熬过去之后，做presentation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吕：那个时候你们考试，外教让我去做评。你们的presentation做得那么好，我在想这就是我们的学生吗？因为也我教同样的学生，他们完全不是这样的，完全是passive的, 你叫一个人发言好不容易，必须要点名。
安：你在拿汤勺喂他们东西吃。
吕：对，你叫他们发言，他们就看看别人，才知道是在叫自己，很难的，你看外教的课堂里，一个个表演欲就很强的，我马上觉得这个program非常的好，非常成果，因为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创造性都调动了起来。有些广告设计做得可好了。
安：对，那个时候我们team的广告图都是我做的，最后一个Entrepreneurship课上的一个Project，我是跟马丽，傅家伟一个team, 最后还拿了一个scholarship.
吕：是，MARK自己发钱的。
安：对，挺有趣的。当时我们在实实在在操作一个项目的感觉。
吕：实际上你自己动手是学得到东西的，而有些同学就只跟在后面。
安：跟在后面是永远学不到的。
吕：是。所以一个人的人生态度是很要紧的。就我们的合作办学项目而言，有些同学一大堆牢骚，老是觉得这个program学不到东西。其实他们自己没有采取一种proractive的态度，老是先贬这个东西，就看不到里面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安：你不深入地去接触它，你永远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这跟您这一代的大学生比较的话，可能我们这一代的，更加小的这几届的学生，他们的出发点就不那么纯粹。
吕：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这一代想的不多的，不想的，很乖。
安：还是在那种计划经济下的。
吕：对，Planned Economy的产物，让我干什么我肯定把它做好，这是没问题的。该去怎么做，这好象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至于对这件事情提出质疑，有些人可能会，大多数人是不会的。这一点是你们这一代人比较好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是要先去想想。
安：考虑得比较早。
吕：我不知道这是好与不好，有些人先先考虑自己利益，先考虑做一件事有没有用。
安：跟我没关的我不愿浪费一点时间。
吕：对。我们那个时候从来不想的。老师和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从中肯定也能获益的。你考虑自己过多也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
安：机会上你自己考虑的思路会比较窄。
吕：所以你不能说哪种方式更好。社会上现在挑大梁的还是我们这代人。可能不像你们这样更五花八门一点，缤纷一点。我们这代人虽然有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统一点，现在的小孩太不听authority的话，其实也会失去一些什么。你不能完全不听，如果这样，会走些弯路，有时候权威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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