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许多国家都形成了宗教信仰多元化的现实，其中包括英国。英国宗教信仰多元化的问题不但反映了这个国家宗教文化的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的密切关联，这些关联又证实了宗教在现代世界各国的重要意义所在。但是，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国内有关英国宗教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少，而专门研究英国宗教多元化问题的论著还没有见到。因此，研究、分析和了解英国宗教多元化的历史成因、表现及其特点（注：本文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现代欧美人口迁移与宗教多元化”的阶段性成果。），不但具有历史学科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历史上宗教信仰多元化的起源与发展
1054年基督教公开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以后，英国原本也是一个天主教国家。1529年，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以教皇不同意他与王后离婚为由开始与罗马教廷走向决裂。与罗马教廷决裂后的英国教会称“安立甘宗(Anglican Communion)”，又称“圣公会(Anglican Churches)”，具有国教的地位。由于英国与罗马教廷的决裂是经由亨利八世的改革来进行的，而且亨利八世并没有宣布放弃天主教信仰，改革后的英国国教保留了主教制等天主教传统，安立甘教成为一个既有罗马天主教传统、又有新教特点的教派。由于国教内部对天主教残余问题存在不同看法，加之其他新教教派观点和思想的传入，使英国宗教从近代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
首先，英国安立甘教本身分为“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两大教派。所谓高教会派，又称“安立甘公教派”，也可以翻译为“英国天主教”，英语为Anglo-Catholicism，主张天主教传统礼仪和教义，但提倡改革教会；所谓低教会派，又称“安立甘宗福音派”，也有人翻译为“福音新教”，英语为Anglican Evangelicals，强调个人悔改和虔修，注重在圣公会中保持新教传统，贬低天主教礼仪和教义的重要性。尽管英国所有的安立甘教派，包括扩散到英国国外殖民地上的安立甘教派都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为精神领袖，但在对待天主教及其传统的态度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所以，安立甘教内部的多元化已成事实。

其次，在宗教发展史上，英国安立甘教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包括爱德华六世时期的改革、血腥玛丽时期的天主教复辟、伊丽莎白时期的恢复国教统治，最后，终于发展成为一场对英国宗教、政治，乃至经济都发生重大影响的内战。由此看来，如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在近代以前和近代前期，尽管人们在信仰上并不是统一的，或者说是多元的，但英国是没有宗教自由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从内战期间开始就曾经多次颁布宗教容忍法令，力图解决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直到19世纪中期才最后解决。

众所周知，主张清除英国国教内部天主教残余的人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注：清教徒(Puritan)在17世纪发起的那场运动又被称为“清教运动”，众所周知，那场运动是主张清除英国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但是，人们对清教徒和清教运动并不十分清楚，对什么是新教、什么是清教等概念性问题也很模糊。首先，尽管马克斯·韦伯把清教与新教混为一谈，但应该说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新教是指欧洲宗教改革期间出现的新教派，包括英国的安立甘教、德国的路德教、瑞士的加尔文教、法国的胡格诺教等等，而清教却仅仅是英国国教徒发起的清除国教内天主教残余的运动。清教徒本身又有分野，主要有长老派和独立派之分。一般认为，长老派比较保守，独立派比较激进，但从宗教角度看，人们没有注意到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长老派是主张留在安立甘教内部进行斗争，而独立派却是主张脱离安立甘教进行独立斗争的，所以，独立派又被称为“分离派”。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在英国内战结束后，除了一些独立派成员移民美洲外，绝大多数清教徒仍然是英国国教的成员。所以，在基督教的历史上，英国的清教徒是不入流的，革命后清教徒自消自灭足以证明该派的地位。），但一般人并不了解，除了个别独立派成员外，清教徒从来没有脱离国教，内战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正是宗教改革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所以，还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英国国会就决定改革教会，于1643年废除主教制，并召开了威斯敏斯特会议以制订信条及教会行政制度。大会有121位牧师代表和30位信徒代表参加，其中除公理派与圣公会外，大部分是长老派清教徒。威斯敏斯特会议成为英国教会史中一次划时代的会议。会上制订了“崇拜指南”、“威斯敏斯特信条”、“大本信仰问答”、“小本信仰问答”等重要文献。1648年，国会通过并接受了这些文件，只将威斯敏斯特信条作了些许修订（注：祁伯尔：《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第31章。因特网：//www.cclw.net/book/The ChurchInHistory/index.html。）。

尽管内战期间曾经颁布过“容忍法令”，但由于国教统治地位的存在和不信奉国教者受到迫害，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根本有名无实。与此同时，信奉天主教的人还存在，不信奉国教的其他教派还存在，国教也时时感受到各种威胁，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例如，根据1689年的“容忍法案”，凡是愿意实行以下各点的，都可以自由崇拜：(1)发誓效忠威廉和玛丽；(2)拒绝接受罗马教皇的权威和天主教法规；(3)接受《三十九条信纲》。在这样的条件下，或者说只要接受了这些条件，新教各个教派都可以在英国自由存在和活动。然而，这种宗教信仰自由仅仅是新教中某些教派的自由，如长老派、公理派、浸礼派和贵格派等等，而且其总人数仅仅约占当时英国总人口的1/10（注：祁伯尔：《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第31章。）。当时，不但天主教信徒不能担任公职，其他一些不信奉国教者也还是没有得到平等的待遇，因而，宗教自由还是一句空话。此后，贵格派、循道派、亚米纽斯主义、苏西尼主义、自然神论等一些新兴教派都对国教发动冲击（注：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180页。）。因此，这个时期英国的宗教多元化仅仅是英国国教内部各个派别的多元化。

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人的宗教信仰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特别是普通工人群众的宗教思想已经完全不能为原有的国教戒律所束缚，工人的宗教热情没有降低，但传统的宗教观念却在变化，英国国教越来越面临挑战，英国学者断言，英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后基督教时代”。当然，工业革命并没有加速世俗化，并没有加速英国宗教的衰落。正如吉尔伯特所说：“现代化工业环境却似乎对于向宗教发难缺乏兴趣，而对宗教信仰却很积极”（注：A.D.吉尔伯特：《后基督教英国的形成——现代社会世俗化史》(Alan D.Gilbert, The Making of Post-Christian Britain, A History of the Secularization of Modern Society)，朗曼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54页。）。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由于工业革命使一些“边缘地区”的“边缘宗教”在自己的轨道上自行发展，18世纪英国宗教多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了。

应该说，英格兰敌视天主教的历史由来已久，其表现之一是把天主教徒排除在多数公众生活领域之外。但是，从1800年起，罗马天主教经历了茁壮的成长。在英格兰，这种成长是英国天主教本身发展和大量爱尔兰移民流入的结果。到了19世纪20年代，关于罗马天主教徒是否有权成为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成员的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注意，最后终于在1829年决定给予天主教徒平等的权利。从此，不仅罗马天主教徒成为该民族的合法组成部分，而且所有的不信奉国教者也都取得了合法权利（注：皮特·范·维尔·哈特姆特·莱布曼：《民族与宗教视角中的欧洲与亚洲》(Peter van Veer Hartmut Lebmann, Nation and Religion Perspectives on Europe and Asia)，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到了20世纪，天主教甚至成为英国最大的独立教会。因此，从19世纪起，英国宗教多元化已经扩大到天主教。

事实上，自19世纪80-90年代以来，英国就已经不再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新教在各个方面都开始受到天主教和其他非基督教信仰的挑战，宗教多元化的现实已经为人们所接受。1880年，无神论者布雷德洛(Bradlaugh Chades)入选下议院议员，尽管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但还是在1886年得到公开承认，从而使宗教少数派成员有了完全公民身份（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

到了20世纪，英国国教已经同意放弃它的部分特权。部分废除国教特权并不意味着国教与国王关系的松弛，对于其他宗教来说，特别是天主教，其地位仍然是与国家政治相疏远。例如，其他基督新教宗派不得不等到1947年才有机会进入BBC宗教广播。据说查尔斯王子仍然被禁止参加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私人弥撒。仅仅在1995年，在英国天主教教阶制恢复后的大约一个半世纪，英国女王才第一次参加天主教活动，当时仅仅是为天主教威斯敏斯特大教堂100周年纪念组织的庆典所进行的一次晚上祈祷。所以，要说宗教信仰与政治制度绝对分离的世俗化还远远没有达到（注：皮特·范·维尔·哈特姆特·莱布曼：《民族与宗教视角中的欧洲与亚洲》，第141页。）。

英国宗教多元化历经了起伏不定的过程。在最近的一份名为“教会与礼拜者：1700年以来不列颠群岛教会形式的发展(Churches and Churchgoers: Patterns of Church Growth in the British Isles Since 1700)”的研究报告中，罗伯特·柯里(Robert Currie)、李·霍斯利(Lee Horsley)和阿兰·D.吉尔伯特(Alan D.Gilbert)把英国教会组织的发展和衰落分为4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增长阶段(progressive phase)”。在这个阶段，宗教组织伴随社会不断发展而不断扩张。第二阶段为“边缘阶段(marginal phase)”。在这个阶段，教会已经基本固定，或者趋于衰落，这时宗教组织仍通过更有效的方法，诸如稳定成员、拉教徒的子女入教等各种做法在边缘地区发展，以保持相应的地位，所以，这个阶段也可以称为边缘增长阶段。第三阶段为“退化阶段(recessive phase)”。在这一阶段，随着宗教组织吸收外界人员的能力显著降低，宗教组织开始衰落。通过不断吸收拥护者与孩子教徒所建立起来的对宗教组织的信任感开始丧失，并因此失去了一批坚定的拥护者。最后，第四阶段为“残破阶段(residual phase)”。在这个阶段，宗教组织在更广阔的社会中事实上已不存在拥护者，因此几乎没有什么自然增长，教徒自信心严重丧失，成员也极不稳定。这样一个缓慢的、带有严重损失的倒退阶段扩大了教会的损失，并带来了宗教组织有可能灭绝的局面。从时间上看，第一阶段即发展阶段大约在18世纪福音派运动恢复以后产生的显著增长；第二阶段即边缘增长时期大约发端于维多利亚时代(1819-1901)初期，并持续到一战；第三阶段即倒退阶段则从一战以后持续到大约1960年；1960年以后进入第四阶段，即大多数教会进入残余时期（注：A.D.吉尔伯特：《后基督教英国的形成——现代社会世俗化史》，第78-79页。）。

西方学者的分析是针对英国新教的发展的，事实上，在1960年以后英国基督教（新教）进入所谓“残余时期”的同时，其他宗教，如穆斯林和天主教却是在发展和壮大当中。因此，即使1960年以后出现衰退，就整个英国宗教形势而言，教会势力和人们信仰宗教的势头并没有减退，所不同的只是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虔诚，而是在更加世俗化的概念和观念中走人生之路，同时把上帝放在一个神圣而又更加虚无缥缈的地位上。

现代英国宗教多元化的表现和基本状况
从地理上划分，英国主要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组成；从宗教信仰角度看，英国人实际上也可以分成4种类型：北爱尔兰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其中北爱尔兰人以信仰天主教为主；英格兰人以圣公会教徒为主；苏格兰人以新教长老派为主；而威尔士人则表现出信仰多元化的色彩，既有信仰安立甘教、天主教的，也有信仰新教长老派和循道宗的，特别是由于那里发达的工业区吸引大量外来移民和劳工，近年来天主教和非基督教信仰的教徒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使得威尔士的宗教多元化更加突出。

自近代以来，在英国各中心地区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蓬勃发展的局面。除了两个带有“官方色彩”的教会：即英格兰教会（圣公会）和苏格兰教会（长老教派）外，各种不同的宗教和数不胜数的教派在英国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代表。但绝大多数的英国人都信奉基督教，尽管当前去教堂做礼拜的信徒人数并不多，每周大约只有110万人。穆斯林是英国国内最大的非基督教团体，其人数已超过150万。此外，印度教、锡克教和犹太教也拥有大量的信徒，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悠远而多元化的宗教历史在英国的另一个产物就是遍布英国各地令人叹为观止的教堂、寺院和修道院建筑。格拉斯敦伯雷修道院是以往凯尔特人举行宗教活动的地方，曾经在亚瑟王的传奇故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戏剧色彩也非常浓厚，相传圣奥古斯汀于公元597年从罗马来到英国传福音，5年之后，他主持修建了坎特伯雷大教堂。

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现代英国呈现给人们的是一个个矛盾表象：例如：英国牧师人员总数：1975年为38913人，1980年为37977人，1985年为37860人，1990年为39457人，1992年为39306人，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但90年代后又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英国教会成员总数却一直呈下降趋势：1975年为8000169人，1980年为7525632人，1985年为7148085人，1990年为6931241人，1992年为6718247人。20世纪70-90年代的这种不规则情况并不奇怪，由于宗教教派发展的不规则性，在某些教派下降的同时，有些教派在人数和势力上都有上升的表现。在一些独立教派中，下降被上升的数字所抵消。但快速增长的教派人数很少见。总体来说，英国的非基督徒人数在上升，但数量还相对较小。然而，战后时期英国宗教多元化的趋势是不可否定的。例如，犹太教社区比过去就有很大发展。各个教派都在追求自己的特色，但英国宗教多元化的基本特点还是“有限多元化”，即主要在基督教范围内的多元化。

现代英国宗教主要有下列一些宗教和教派：
（一）安立甘教　英格兰教会与世俗国家当局具有法律联系，长期具有国教的地位。但国教并不意味着英格兰的教会代表国家，英国政府在财政上也不资助教会，国教的地位仅仅标志着英国教会与英国政治具有一种合作关系。一方面，英格兰教会的国教本质是把联合王国内的“权利和特权”赋予一个教会，但这些权利和特权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相应的、不可避免的“约束和限制”。例如，26个英格兰教会的主教都有在任何时间在上议院旁听的权利，但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即使国家不想控制主教，也希望维持自己任命主教的权力（注：P.韦尔斯柏：《英国教会如何运作》(P.Welsby, How the Church of England Works)，伦敦1985年版，第45页。）。1970年，英国教会建立了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组织机构，英语为Synodical Government，我们索性把它翻译为“教会内阁”，这代表着英国国教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这一变化也说明1970年在英国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从1970年起，英国国教主教的任命权从首相手中转移到教会自身，这种转移对教会传统有着重要的影响。当然，1970年建立的体制本身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例如，用“宗教会议(the General Synod)”取代了原来的“教会大会(the Church Assembly)”以后，究竟哪些人可以成为宗教会议的代表？是仅仅包括宗教的，还是也有世俗代表参加？宗教会议作为一个教会政策的制订机构，是教会成员的代表，但是，在英国许多信教者长期不参加教会活动，那么，这些人的利益如何体现（注：格里斯·戴维：《1945年以来的英国宗教》(Grace Davie, Religion in Britain Since 1945-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布莱克维尔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41、167-168页。）？

（二）罗马天主教　宗教改革后，英国天主教受到许多歧视，曾经长期为“边缘宗教”。19世纪中期以后，天主教地位大为改善，人数大量增加。数据表明，罗马天主教徒活动的最高峰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在随后的10到15年间，数字开始下降。参加天主教活动的人口从1968年的49%下降到1978年的32%，另一个统计数字也是这样：从1970年的47%下降到1986年的34%（注：S.黑斯廷斯：《1929-1985年英国基督教史》(Hastings, A History of English Christianity, 1929-1985)，克林斯出版公司，伦敦1986年版，第602-606页。）。从教徒的分布看，英国天主教的特点有这样几个：第一，在地理分布上，北爱尔兰是天主教徒的主要地区，另外，有大约11%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成年人是罗马天主教徒；第二，在人口分布上，天主教徒主要是一些相对年轻的人，工人阶层、妇女阶层中人数较多，25%是第一代移民，是其他人口比例的6倍；第三，在宗教虔诚程度上，大约40%的天主教徒每周都参加教会活动，而其他教派每周参加教会活动的比例仅为8%。在做礼拜的人中，妇女人数多于男人，年龄大的多于年轻的，管理层的多于体力劳动者。尽管罗马天主教在英国早已经具有合法地位并有相当的发展，但罗马教皇还是对英国以安立甘教为国教和长期对天主教的歧视无法接受，所以，直到1982年教皇才第一次来到不列颠，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都同样的关注这件事（注：格里斯·戴维：《1945年以来的英国宗教》，第56-59页。）。

（三）东正教　自20世纪中期以来，来自苏联和东欧的东正教徒移民在英国不断增加，使英国的东正教社区正在经历着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趋势。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英国东正教社区内部的大多数人来自于传统的希腊东正教。但1989年东欧事变后极大地改变了西欧的宗教地图，来自东欧的移民人口源源不断地到达西欧国家，其中包括英国。东正教本身就是多样化的，这些移民的到来使英国的宗教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了（注：格里斯·戴维：《1945年以来的英国宗教》，第60页。）。

（四）独立教会　在英国的各种教派中，“独立教会(the Free Churches)”是最难理解的教会，人们对独立教会这个概念的看法还很不一致。所谓独立教会就是现代被人们称为“不信奉国教者”的基督新教教派，英语为the Nonconformists，亦即与福音派神学观点一致的新教派别。在一战前几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主要独立教会——循道宗、公理教主义者、浸礼派和长老派——人数达到最高峰，但每一个教派在每一年的人数增长情况有所不同。在1914年和1970年间，他们总成员人数下降了1/3，这种下降趋势从二战开始要比以前明显加快了。在1914年至1939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平均下降6%，但在1939年到1970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平均下降30%（注：D.汤普森：《现代英国的独立教会》(D. Thompson, "The Free Churches in Modern Britain")，见P.巴德姆：《现代英国的宗教、国家与社会》(P.Badham, ed.,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in Modern Britain)，莱温斯顿1989年版，第100页。）。

（五）伊斯兰教　穆斯林成为英国最大的非基督教徒的少数民族，准确数字是很难估计的，1990年有学者提供了一个数据认为，英国的伊斯兰社区中有110万人。英国的穆斯林来自许多不同国家，但毫无疑问，主要来自印度次大陆，尤其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巴基斯坦穆斯林倾向居住在布拉德福德(Bradford)和西米得兰兹(West Midlands)，孟加拉穆斯林愿意住在伦敦东区(London's East End)。在英国，另外的两种教徒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是印度教徒，大约40万印度人居住在大伦敦郡(GreaterLondon)和米德兰平原(the Midlands)的一些城市中；另一种是锡克教徒，主要集中在南奥尔(Southall)和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大多数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是从东非来到英国的，因而，他们是两次迁徙的人，而这些迁徙都是与宗教相关的（注：格里斯·戴维：《1945年以来的英国
宗教》，第64-66页。）。

（六）长老派　从文化角度看，英国长老派是一种异类宗教。或者说长老派本身就是一个多样化的宗教，有苏格兰长老派、爱尔兰长老派和威尔士长老派之分，代表着不同神学、不同地区和不同的社会定位。例如，威尔士长老派在许多方面比爱尔兰长老派或苏格兰长老派更接近英国国教。但是，一般说来，长老派在宗教虔敬和接受加尔文主义方面都是一致的，具有同样的教派特征。从都市化时代到“后基督时代”，长老派在宗派化趋势的冲击下，主要特征是相对孤立，用调和与排斥的分析结构进行分析并不合适。在现代英国教会与世俗世界的关系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在文化层面上，对长老会基督教徒来说并不那么尖锐，而且，调和与排斥战略所形成的紧张关系也不突出（注：A.D.吉尔伯特：《后基督教英国的形成——现代社会世俗化史》，第144-145页。）。值得注意的是，曾经风靡一时的长老派当年从苏格兰到英格兰再到威尔士，其影响和发展都有目共睹，其影响也无可否认，但现在，长老派的衰落不但是事实，而且似乎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这种情况不但反映了英国长老派墨守成规的严重后果，也反映了当代英国人接受新思想、追求新生活的趋向。

(七）福音派　英国福音派应该属于安立甘教的一个派别，但后来福音派的队伍不断扩大，成分也越来越复杂，教派思想和主张也不完全一致，所以往往被看成是独立教派。一般认为，正统的福音派都比较保守。例如，浸礼派更愿意对现代文化价值与趋向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同时，该派还保持着对基督教“远离尘世纷争”思想的忠诚，同时也忠于正统福音派神学思想。早在1964年，“浸礼派复兴社团(the Baptist Revival Fellowship)”就力图警告说，至少在保守的福音派思想中，它的教派应该成为英国基督教历史的转折点。在一篇名为《上帝中的自由(Liberty in the Lord)》中，该社团成员的一个小组写道：“我们正在接近教派生活的一个危机焦点，这场危机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卷入一场心灵问题的探求和很难做出最后决定”的困惑之中（注：A.D.吉尔伯特：《后基督教英国的形成——现代社会世俗化史》，第148-151页。）。

(八）其他教派　尽管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但可以肯定，在英国还有许多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例如，信仰佛教、道教和儒教的华人，信仰神道教的日本人等等。我们还没有掌握英国这些宗教信仰者的具体数字，但只要他们存在，就足以帮助我们证明英国宗教多元化的现实。

现代英国宗教多元化特点分析
    （一）从时间概念出发，现代英国宗教多元化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大体上是从17-18世纪英国国教内部各个教派多元化、19世纪基督教内部多元化，到20世纪各种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发展过程。

    在17-18世纪，英国国教曾经一统天下，似乎无宗教信仰多元化可言，但其内部的“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本身就证明，安立甘教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作为高教会派的安立甘公教派虽然是国教徒，但由于基本保留了天主教传统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许多特权和地位；同时，作为低教会派的福音派却分成许多小教派，诸如长老派、独立派、浸礼派、贵格派、五旬节派、惟一神教派、循道派等等。当然，这中间有些教派是后来产生或传入的，或者说是作为“独立教会”而存在，并不是国教中的派别。所有这些教派虽然都读《圣经》，都信仰上帝，但在礼仪、信条和宗教活动方式等方面都有差别，国教内部多元化已成事实。在18-19世纪，如同欧洲大陆多数国家一样，英国也出现了教派纷争的局面，这使得英国的宗教多元化从安立甘教内部走向了基督教内部，换句话说，英国的宗教多元化明显扩大化了。到了20世纪，各种非基督教随着移民在英国落户，英国宗教信仰多元化就更加明显了。

    西方国家的基督教派别一般有3个概念：一为教派(denomination)；二为宗派(sect)；三为异端(cult)。通常，教派主要是指主流宗教派别，宗派主要是指边缘教派，英国称之为“独立教会(Free Churches)”，而异端，即中国人所说的邪教，往往是不入流的。在一般情况下，教派往往代表主流文化，而宗派则被视为边缘文化中的“边缘宗教”。由于处于边缘地位，宗派往往寻求与主流文化不一致的意识。在现代英国主流宗教走向衰落的同时，宗派却没有受到那么大冲击，这是英国基督教教派多元化的重要原因。当然，教派也好，宗派也罢，如何划分是个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仅福音派(Evangelicals)就有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福音派、18世纪英格兰基督教奋兴运动中的福音派、英国国教内部的福音派、20世纪初期美国福音派等等（注：详见《基督教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63页。）。

    如果说国教内部存在教派差别，就等于说国教本身就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教派纷争与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别、矛盾、甚至对立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国教内部的多元化，甚至基督教内部的多元化，都容易在主流文化的河流中相互渗透和交融，各种教派都可以生存下来。例如，在英国有一个后兴起的教派——福音派，该教派从来没有与英国主体宗教文化形成极端和敌对的关系，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福音派与占统治地位的国教接近，被称为国教福音派，并通过国教走向英语社会。然而，在维多利亚时代高峰期过后，福音派的教条以及其特殊的神学思想，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不断发展的世俗化倾向十分迷惘，到19世纪末期，该派在教会与社会上的影响都走向衰落。然而，直到1970年，福音派仍旧在英国基督教派中十分强大，并在反对安立甘——循道派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福音派时而成为主流教派中的一员，时而又与主流宗教相矛盾，在成为后者的时候，福音派成为自由教派文化中的一个宗派（注：A.D.吉尔伯特：《后基督教英国的形成——现代社会世俗化史》，第143页。）。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以后，天主教并没有在英国销声匿迹。不但安立甘公教派成为国教的成员，即使没有服从国教的天主教徒也没有被消灭，只不过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罢了。但是，从17世纪开始就不断颁布的“宗教容忍法令”使天主教徒不但有了自己的生存可能，甚至有了发展空间。到了18世纪，宗教容忍政策真正实行后，英国天主教的势力不断壮大，从北爱尔兰移民过来的天主教徒数量不断增加，天主教从边缘宗教变成了最大的独立教会，并进入主流社会，在国教特权不断削弱的情况下，天主教与其他独立教会一样，成为基督教王国内部的成员之一，英国宗教多元化也成为基督宗教多元化。至于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英国在非基督教徒、非白人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宗教信仰从基督教多元化走向多宗教多元化的表现则证明，以来自非洲和南亚的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等为主的非基督教徒不但使英国不再是纯白人社会，而且不再是纯基督教社会了。

    （二）从宗教规模和信仰虔诚程度出发，随着工业化、世俗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展开和延伸，现代英国宗教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宗教规模和虔诚程度都在下降，参加宗教仪式和活动的人数也在减少，给人一种宗教走向衰落的印象；但同时，信仰上帝和潜意识中神的地位并没有动摇。这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特征恰恰反映了当代英国，甚至可以说当代西方世界宗教信仰的特点和宗教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

    在17世纪发生的改革、掠夺、内战、克伦威尔政权及其势去、艰难的“复辟”以及一代人以后不得不向其他教派采取宗教宽容的政策，都给18世纪英国国教留下了悲伤的记忆。奇怪的是，在英国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前夜，安立甘教却在英国社会（主要是英格兰）的政治、社会以及司法体制方面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是英国国教重新一统天下的开始，更不是宗教信仰虔诚的加深，而是国教世俗化、信仰多元化的新表现。当时，人们更加看中的是形式而非内容。在许多英国教区，特别是教会势力曾经比较强大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如米得兰平原地区，资金匮乏，机构腐败，神职人员冷漠，已经严重削弱了基督教业已获得的心灵上对上帝的忠诚；而在南部和东部等人口集中的地区，那里的教会势力反而相对强大，在没有训练有素的牧师与精神偶像的情况下，安立甘教却在当地继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立法和政治功能。英格兰教会系统是当地管理和社会福利的基本单位，教会控制着从教会小学到大学的所有教育，它的主教出席上院会议，直到19世纪早期还有大约2000名下级牧师充当乡村法院的法官角色。直到1830年基督教会发生变化前，英国的教会在那里更像是一个法律机构或武装部门，这个部门提供报酬、身份和晋升的机会，以此来吸引绅士们的后代（注：A.D.吉尔伯特：《后基督教英国的形成——现代社会世俗化史》，第70页。）。

从宗教组织看，至少到19世纪80年代，除有些早期组织衰落外，英国宗教组织在一战以前基本没有缩小规模的迹象，宗教仍然保持着社会核心组织的历史性重要地位。英国文化可能变得越来越世俗，但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在风俗习惯的帮助下继续在教会内部提供社会需求，去吸引和保持支持者，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会丧失自己的支持者。所以，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参加教会活动的英国人并没有大量减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宗教的前途如何光明（注：A.D.吉尔伯特：《后基督教英国的形成——现代社会世俗化史》，第76页。）。

    从时间看，英国宗教组织的衰落是没有规律的。在一战期间，所有的教会都有衰落的表现，这种衰落在20世纪20年代被抑制住了。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教会成员人数以及成员比例（指的是占全部成年人口的百分比）再一次下降。二战加剧了这一趋势，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又有所恢复。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种恢复甚至比起一战后的那种回光返照还更显不足。然而更糟糕的事件接踵而至，自从60年代成员数量的不断下滑，参加教会活动的人数、参加主日学的人数、洗礼的人数、准备成为专职牧师的人数都在下降，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展现了一幅英国宗教潜伏着巨大危机的图画。例如，仅仅在20世纪60年代这10年间，圣公会“复活节领餐者(Easter-Day Communicants)”在英格兰下降了24.5%，在威尔士下降了32%，在苏格兰下降了12%，1959年，苏格兰教会甚至在事实上已经停止统计“积极的领餐者”人数了。这种趋势直到70年代也没有实质性的逆转（注：A.D.吉尔伯特：《后基督教英国的形成——现代社会世俗化史》，第77页。）。

    在战后初期阶段，有证据表明英国人的宗教生活本身还处在严重的矛盾之中。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些矛盾还在持续，特别是需要有他们自己的特点。然而，对宗教的冷漠态度还十分广泛。尽管这种冷漠是以基督教唯名论(Christian Nominalism)（注：唯名论是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一个哲学名词，是与“唯实论”相对应的。在哲学论证中有一个命题：“共相（一般）”问题，唯名论否认共相的存在，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以个性特征而存在的，理由是一个普通的词（例如“人”）的运用并不表示被它所命名的那个普通的东西真正存在；而唯实论有被称为“实在论”，认为共相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是唯实论者。到了中世纪，唯名论被视为异端，同时也被新兴市民阶级强调个人意志自由的思想所利用，英国著名思想家霍布斯就是一个唯名论者。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8卷，第189页，《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748、1017页。）的形式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很少有人选择基督教，但对其他宗教的选择也同样很少。在唯名论泛滥的同时，还有相当重要的少数派，包括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徒的势力毫无疑问地还在发展。对这些少数派来说，他们所寻求的已经不再是得到认可和保障，而是强调什么样的人才符合教会成员的资格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团体来说，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如何划定界限的问题变得更加艰难而不是解决了（注：唯名论是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一个哲学名词，是与“唯实论”相对应的。在哲学论证中有一个命题：“共相（一般）”问题，唯名论否认共相的存在，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以个性特征而存在的，理由是一个普通的词（例如“人”）的运用并不表示被它所命名的那个普通的东西真正存在；而唯实论有被称为“实在论”，认为共相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是唯实论者。到了中世纪，唯名论被视为异端，同时也被新兴市民阶级强调个人意志自由的思想所利用，英国著名思想家霍布斯就是一个唯名论者。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8卷，第189页，《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748、1017页。）。

    上面的叙述给人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但这是事实，20世纪最后十年的英国宗教生活就是在各种矛盾中度过的，请看D.马丁对这个时期英国宗教生活的诗一般的描述：在英格兰，我们居住在北欧寒冷的宗教气氛之中，在那里，死气沉沉的教会在国民中时隐时现，而这些国民多数不去教堂祈祷，即使那些热心的初信者也是一样。然而，这些教会却是数以千计的上帝卫士的居所，这些居所正是空间和时间的见证。它们不仅是见证和精神支柱，还是超越目前和未来的、惟一的全部含义的博物馆；它们是惟一关注眼泪和人类自身分裂的机构；它们向人类提供生活的结构、故事和信号，提供永久的帮助；它们是神奇之生和救赎之死信号的博物馆，与人们共享上帝的赏赐；它们为社会的和谐和道德的进步提供标准和典范；它们是人间之城生活系统创立的开始；它们欢迎学校、社团和俱乐部；它们庆祝、纪念；它们是安乐之岛；它们是祷告、奉献和服从的地方；它们为庄严的聚会、唱歌、献花及烛光的场所提供空间；用菲力普·拉尔金(Philip Larkin)的话说：它们是庄严世界中的庄严之地（注：D.马丁：《信仰但不属于：英国宗教评论》(D.Martin, 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A Commentary on Religion in England)，见格里斯·戴维：《1945年以来的英国宗教》，第189-190页。）。

    （三）从宗教多元化的成因角度看，除了宗教改革带来的宗教信仰多样化而外，现代英国宗教多元化是与移民不可分割的。而移民问题所带来的宗教问题又意味着英国面临着如何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如何面对文化多元化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英国和德国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1995年，英国的外国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4%，比例虽然不大，但在英国的外国移民相对来说比在德国要容易取得国籍，一般只要5年就可以取得公民权。1990年，取得英国国籍的外国移民占移民总数的2.0%，1995年上升到3.4%（注：郎德·库普曼、保罗·斯特瑟姆：《移民的挑战和种族关系政治，欧洲视角的比较研究》Rund Koopmans and PaulStatham, Challenging Immigra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Politics, Comparative European Perspectives)，纽约2000年版，第193页。）。在现代英国少数民族中，有1/4是出生在英国的非洲一加勒比人(African-Caribbeans)，1/2来自于南亚。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外国人群体成为少数民族当然面临着种族与宗教差别问题。例如，占少数民族人口1/4的英国巴基斯坦籍人和孟加拉籍人都是穆斯林（注：郎德·库普曼、保罗·斯特瑟姆：《移民的挑战和种族关系政治，欧洲视角的比较研究》，第199页。）。

    从历史上看，英国历来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劳动力的需要，许多外来移民进入英国。最初，主要是一些爱尔兰人，后来是来自欧洲大陆的持不同宗教信仰的一些被其他国家驱逐或逃离的异教徒，主要是一些犹太人和俄国人，以后还有少量的中国人和非洲人。从宗教角度看，战后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主要是黑人基督教徒、穆斯林、印度的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这些人使英国这个宗教多元化的社会特征更加明显了。例如，在英国，特殊群体文化权利的要求主要是由穆斯林提出的——在37个文化权利要求中，有23个是穆斯林提出的，其他一些是由黑人、犹太人、拉斯法塔里人(Rastafarians)、非洲加勒比人(African-Caribbeans)、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吉普赛人等提出的。这些恰好包括了文化多元主义中重点讨论的文化权利要求分类。所以，“穆斯林英国行动阵线(Muslim UK Action Front)”要求扩大英国有关亵渎神灵的法律的适用范围，用其发言人的话说就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应该拥有共同地位，在过去很多亵渎神灵的事例中，《圣经·旧约》可以提供保护，但这主要是犹太教做法”。还有一个关于英国女人头巾的例子，权利要求者提出：“当初去上学的时候，在学校的法规中，对女人带头巾的问题没有任何规定，但这个法规去年被修订了。我们不是狂热者，也不是原教旨主义者，我们只是想得到继续学习和从事我们信仰的权利”（注：郎德·库普曼、保罗·斯特瑟姆：《移民的挑战和种族关系政治，欧洲视角的比较研究》，第217-218页。）。

    综上所述，现代英国宗教多元化既是宗教历史演变的结果和延续，也是宗教世俗化的表现和产物；英国宗教多元化从国教内部走向基督教内部，又从基督教内部走向所有宗教信仰多元化，既是英国宗教信仰的变化和发展，也是英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反映；英国宗教多元化与移民问题的紧密关联则证明：在现代世界人口迁移十分普遍的情况下，欧美各国宗教多元化的局面既已形成，则难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