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德及其变质

柏杨先生大作《丑陋的中国人》振聋发聩，读后发人深省，故作此篇，兼怀先生谆谆教诲。

原质美德

 自古以来，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争论便未曾停歇。

 笔者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此点毋庸置疑。

 这也是整个美德及其变质论的假设前提。

 这原初的性善，就是原质。

 那么，这种原质包括哪些内容呢？

 仁（爱人）、义（正义）、礼（平等）、智（智慧）、信（诚信）、忠（忠诚）、孝（孝顺）、悌（友爱）、忍（谦让）、勇（勇气）……这些都属于原质的范畴。

 有人会说，这些都是“吃人的礼教”的内容，不是错误的么？诚然，在封建时期，这些确实是用来维持三纲五常的工具，但其本身是无罪的。正如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号实行专制独裁的政府（如朝鲜）有罪，并不意味着民主共和有错。

 还有人会说，既然原质是原初的性善，那婴孩就已经具有这些品质了么？刚出生的婴孩应该什么都不知晓啊。然而，你能否认婴孩不具有或者不应具有这些美德吗？恐怕是不能吧。

 借用卢梭在论社会契约时所说的话，“我不是在争论事实，我只是在讲道理”。原质是自然的存在，其另有一称呼，名为美德。

变质广义论

 每个婴孩都是ANGEL，天真无邪，充满美德。面对着甜美安睡的小脸，我们相信他将会成为一个具有各种美德的善良之人，而无法想象他以后会成为一个小偷、强盗或者杀人犯。但是，每一个小偷、强盗或者杀人犯都曾是一个无邪的婴孩。那么，为什么曾经的天使堕落了呢？因为他们变质了。

 为何变质？

 笔者认为，变质具有必然性，其缘于没有人间天国之故。卢梭曾经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包含着外部限制条件的概念。我们可以创造变革社会，但只是我们出生后的社会。而影响我们的社会，则是我们出生之前以及陪伴我们成长的社会。没有一个社会是具有完全美德的社会，故“人是生而具有美德原质的，却无往不在变质或变质的影响中”。

 外部环境决定论是推卸责任的错误观点，但外部环境的影响是重大的。千差万别的社会塑造了千差万别的人，千差万别变质的社会塑造了千差万别变质的人，不过是变质程度不同罢了。有人认为西方社会好的不行了，其实只是变质程度比较轻而已。

 那末，使我们的婴孩们变质的主要因素在哪儿呢？

 其一，家庭教育。以前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说法，还曾被运用在阶级斗争上，这自然是不正确的，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老鼠的儿子即使不会打洞，但至少也有老鼠的外貌。在学校教育之前，家庭是儿童知识、行为和品德的主要教育场所。儿童在这个时期如海绵吸水一般吸收各种知识，塑造三观的雏形。如若一个婴孩的父母变质得厉害，那么这个婴孩也深受其影响。

 其二，学校生活。在家庭之后，学校成为了教育孩子的基地。一般情况下，变质可以在学校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正，因为不论教育者们本身如何变质，他们都会把美德教授给孩子。问题在于一旦孩子们发现教育者们是在言行不一，那被塑造出来的美德神话就会瓦解并导致严重的反效果变质——学会虚伪。此外，交友的不慎也会使美德教育付之东流。

 其三，社会现实。曾有人说，社会是一座大学。是的，踏入社会后，人的三观会迅速异化，究竟变质到何种程度也视社会而定。自然，每个社会都有小偷、强盗和杀人犯，此处所指的是普遍变质水平。例如美国的普遍变质水平不会触及对民主的共识，而苏联的普遍变质水平就包括告密了。此外，社会的动荡会对变质起到重大的负面作用。

最强意义上的变质

由于变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变质的底线是什么？

各个社会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或是不违反法律，或是不损害他人之自由。变质越少的人，给出的变质底线就越高（其最高点即最弱意义上的变质），反之则越低，其最底线即最强意义上的变质。

借用一句台词，“做人不能太无耻”。笔者认为，最强意义上的变质不能触犯这些原则：

其一，诚信。古人教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虽然有些教条，但是说明了诚信原则的重要。虚与委蛇、言而无信，损害的不仅是他人，也是自己。大而言之，市场无诚信，则三鹿事件层出不穷；政府无诚信，则“三年流王于彘”的情况就会不断重演。

其二，平等。平等，说小了是尊重他人，讲大了就是民主公平。不尊重他人的人也没有被他人尊重之资格，特权的土壤滋生腐败。市场不平等，则垄断不破，自由经济难以前进；社会不平等，则等级不除，贫富分化难以消除。此外，平等亦包含这样一个理念，即“行使自身自由之前提是不侵犯他人之自由”。

其三，正义。此处指对正义的匡扶，需要说真话的勇气和监督。如若人人具有敢于直言的精神，哪怕他是林嘉祥，也是一份希望；如若人人能够监督，哪怕人肉搜索出一个周久耕，也是一个鼓励。如此下去，则和谐终成。

最强意义上的变质，既是个人的底线，也是全社会的底线。越过这条底线，则可构成对人类发展、社会进步之威胁，可称之为反动。

追寻美德

 为了防止变质超越底线，我们必须得时刻警惕。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回归美德(这如同一种原罪)，但要尽量靠近美德，所谓“近朱者赤”，追寻美德，也是对自我的省视与过滤。

 西方社会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在这方面成就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此点在无数史料中均有例证，不再赘言。其宗教理念中的博爱观，平等观，原罪观等等虽然带有其传播目的，却塑造了西方社会相对弱意义的变质。为了减轻罪孽，获得宽恕，因而需要尽力成为有德行的人，其出发点虽是性恶论，却是促向性善的。

 笔者认为，相比没有信仰的社会，一个有信仰的社会，其变质反倒会弱化。我们并非一定需要宗教来造就信仰，因为宗教有成为统治工具的弊端。取而代之的，把美德作为信仰，把追寻美德作为个人的历史使命之一，其效果会更趋近完美。

 世上并无美德之国，亦无完美圣人，然而世上可有追寻美德之国，并有追寻美德之人。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美德。

后记

 笔者在拜读柏杨先生著作后，深感《丑陋的中国人》发表近30年后，今日中国社会道德之缺失非但未有所减少，反有加剧之趋势，故萌发纂写关于社会变质与美德复兴研究的理论之念头，此为纲要是也。